春燕去了深圳，三舅媽因為過度擔憂尚未成年的女兒遠在他鄉(xiāng)，身體也是每況愈下。2012年的冬天，三舅媽得了尿毒癥。

三舅媽被尿毒癥折磨得面黃肌瘦，全身水腫，醫(yī)院讓透析治療。面對一周三次的透析，流水般的治療費，一輩子只靠種地的三舅的經濟壓力越來越大。

春燕聽說母親得病了，就給家里寄了點錢，但她在深圳一家電子廠打工，收入微薄，那點錢遠遠不夠母親的治療費。

當時村里開始流行男人們出國打工，通過一些勞務公司安排，報名的勞工可以去東南亞國家，收入跟國內比還是非常可觀的，工資日結，一天能掙兩三百，能干的一個月能有上萬元收入，有的出門一兩年，家里就蓋上小洋樓了。

三舅已經46歲了，雖然年齡偏大，但為了給三舅媽治病，他決定要出國打工賺錢。

她把妻子交代給年齡已經年邁的姥姥照料，他給勞務公司交了出國的押金，通過體檢，辦了護照，等了大概兩個月，三舅順利去了緬甸打工，跟村里其他兩個人一起。

剛出去的一段時間，三舅還會給家里打個電話，后來大概有大半年沒有接到過舅舅的電話，家里人也聯(lián)系不上他了。

通過打聽村里其他兩個出國的家人，說是也聯(lián)系不上了。這可急壞了舅媽和姥姥，他們到派出所報警，可三舅遠在異國他鄉(xiāng)，也不屬于國內公安管控的地方。

村里傳言都說三舅可能已經死在了國外，要么說是被騙了，三舅媽遭受了多重打擊，精神病又犯了，她經常穿著破衣爛衫，在村口晃蕩，等著三舅回來。

姥姥雖然年紀大了，但身體還算硬朗，悉心照顧著三舅媽。三舅媽精神病犯了就把她關在屋里，姥姥每周還得陪她去醫(yī)院做透析。

紅紅透析的治療費不夠了，姥姥就找我家和大舅、二舅家借，說三舅回來了再還錢。大舅、二舅不愿意借錢，合起伙來勸姥姥不要再給紅紅花冤枉錢了。

“娘，你不要管紅紅了，你說她這看病花錢就是個無底洞，看她那身子骨瘦弱得看樣子也活不長了。她精神又不正常，她家閨女春燕都不管，黑蛋也不知是死是活，你這么大歲數(shù)了還照顧她，又借錢給她看病，不值得呀！”大舅說。

姥姥說：“紅紅是咱家兒媳婦，也是這么多年她一直照顧我，我把她當親閨女。再說老三把紅紅交代給我了，我就得對她負責，只要我還有口氣在，我就得管她。我相信，黑蛋一定能回來的?！?/p>

大舅、二舅抵不過老太太的倔勁兒，借給了姥姥一些錢給紅紅看病，再加上部分農村醫(yī)療保險，湊活地也算把紅紅的命維持了下來。

2014年春節(jié)，三舅給家里打了一個電話。他說自己在緬甸打工，還活著，一切安好，就是錢得等等才能往家里打，急匆匆地就掛了。

只要三舅活著，紅紅就有希望，70多歲的姥姥就有希望，全家人等著他回來。

三舅又失聯(lián)了大概一年半，杳無音信。

2016年夏天，三舅回到了家。他回家那天，穿著破爛的白色吊帶背心，下身穿著一件深藍色花紋的大褲衩，頭發(fā)長得擋住了眼睛，臉上胡子拉碴，左眼塌陷，已經失明，皮膚黑的發(fā)亮，像一個印度人，胳膊和腿上布滿了傷疤，身體骨瘦如柴。

三舅從緬甸逃回來了。他講述了他在緬甸的經歷，簡直是人間地獄……

（以下為三舅自述到緬甸的故事。）

我當時坐火車從石家莊到昆明后，勞務所負責人把他們交給了一名中年男子，那是一個下午，吃過晚飯后，兩輛面包車帶他們摸黑離開昆明。

車子開了一天一夜，第三天早晨，汽車先是停了一下，后來又疾速駛至一個山坡，突然，山坡上的洋房外側的墻面印有約一米寬的“緬甸”兩個大字映入眼簾。

車停了，我們下了車，10多名身著制服，端著沖鋒槍的人用槍對著面包車，我被一名胖子領走，朋友則生死相隔……

我又坐上一輛汽車沿著山路又顛簸了3個小時后終于停在了一個鐵門前。鐵門四周是用木板和鋼筋做成的圍墻。鐵門慢慢打開，汽車徑直開了進去，停在院中央。10多名身著制服，端著沖鋒槍的人突然出現(xiàn)，烏黑的槍口對著兩輛面包車。自稱是工廠負責人的男子臉色突然一變，大聲喝令：“全部下車！”我們當即驚呆了！天！這是什么地方？

我們提著行李走下車?！叭空酒饋?，站成一排。把衣服褲子全脫了，搜身！”他們仔細搜查著我們脫下來的衣服和行李。然后又命令我們重新穿上衣服，他們用槍連推帶打把我們趕進了院角一陰暗的小屋里，鐵門一關將我們鎖在里面。那一刻，我感覺仿佛跌進了萬丈深淵，淚水奪眶而出。其他12個人也開始痛哭起來，最后我們竟一起抱頭痛哭。

第二天天剛一亮，鐵門開了。我被一名身穿軍服的大胖子領走，而劉建平則被其他人領走，從此以后我們再也沒有見過面。

我提著行李，坐上拖拉機被拉到另外一個大院，一呆便是2年。院里有100多號跟我同樣遭遇的人，他們大多是中國人。我住在5號門，6個人一間屋，屋子很窄，除了通鋪，沒有什么空間。里面只有一個馬桶供大家使用，拉屎拉尿全在屋里。

到那里3個月后，才有更早進來的人告訴我說讓我們種的是罌粟，我干活的地方就是金三角。

在里面挨打，簡直是家常便飯。有一次，我由于沒有完成工作任務，在大會上被點名。我知道晚上吃飯時肯定要挨打。我害怕，于是收工時便故意躲在了罌粟地里。我蹲在罌粟地里，還是被守衛(wèi)發(fā)現(xiàn)，他們五花大綁地將我押了回去。

他們將所有人集中在院子中央，我被綁在板凳上，扒去褲子。他們不親手打我，叫同寢室的人用竹篾片抽打我的屁股。如果誰不用勁，他們就會收拾誰。之后，兩三名守衛(wèi)便走了過來。他們按住我的頭，使勁撥開我的眼皮，拿著注射器慢慢刺了過來。突然，我感到左眼球一陣鉆心的疼痛，眼球很脹，然后便痛得昏死了過去。此后，左眼球便失去了視力，我變成了獨眼。第三天，眼睛還在流膿，但他們還是把我拖出去干活了。

他們總是想盡辦法地折磨人，只要完不成任務就會挨打。在那里干活的，膝蓋上找不到沒有傷疤的。

兩年來，我一直生活在驚恐中。不管誰挨打，我們全寢室的人都會抱頭痛哭，大家互相安慰著。在里面，我最大的奢望就是能活下去，活著走出這個魔窟。

3個月前的一天早上，守衛(wèi)對我和另外兩個工友說，要調我們到其他地方干活。我們三人帶著洋鎬在一名持槍守衛(wèi)的押解下，坐上面包車來到一個賭場。我們的工作是負責清理下水道，一直干到晚上才能吃飯，這時司機和守衛(wèi)都去賭錢或找小姐去了。

我們3人假裝倒渣，慢慢朝橋靠了過去。過橋時，我們不敢跑，還好，我們3個總算順利過橋了。過橋后，邊防解放軍聽了我們的遭遇后，給了我一條褲子和襯衣。當我跨過橋時，心一下子放下來許多。

因為沒有錢，我們只有走路流浪回家。我們沿景洪、思茅、普洱、墨江、元江、新平、雙柏、楚雄、元謀出云南，再一路往北走，耗時近4個月才到達石家莊，回到了離別三年的家鄉(xiāng)。

三舅媽用生命的最后一熄火把三舅盼回來了，他回來了，她也就可以安心上路了。三舅回來的第16天，三舅媽去世了，當年年底，姥姥也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