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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呂思勉《兩晉南北朝史》至19%

苻堅之敗于肥水也，諸軍悉潰，惟慕容垂一軍獨全。堅以千余騎赴之。垂子寶，勸垂殺堅。（垂弟德亦勸之。）垂不從，以兵屬堅。堅收集離散，比至洛陽，眾十余萬。至澠池，（見第五章第二節(jié)。）垂請巡撫燕、岱，并求拜墓。堅許之。權(quán)翼固諫，不從。尋懼垂為變，遣石越率卒三千戍鄴，張蠔率羽林五千戍并州，留兵四千配毛當戍洛陽。堅遂歸長安。堅子丕先在鄴。垂至，丕館之于鄴西。

肥水之捷，劉牢之進克譙城。明年，正月，桓沖使部將伐新城、魏興、上庸三郡，克之。二月，沖卒。荊、江二州并缺。物論以謝玄勛望，宜以授之。謝安恐為朝廷所疑；又懼桓氏失職；又慮桓石虔驍猛，居形勝之地，終或難制。乃以桓石民為荊州，移豫州刺史桓伊刺江州，而以石虔為豫州。四月，竟陵大守趙統(tǒng)伐襄陽，克之。進伐青州。遣淮陵大守高素向廣固，降堅刺史苻朗。

肥水戰(zhàn)后，諸胡紛紛，其力，無一足以占據(jù)北方者，實為晉人恢復之好機會。然晉于是時，初不能出師經(jīng)略。若不得已而出師，則謝玄、劉牢之、朱序等兵力皆嫌不足；謝安更無論矣。蓋晉之君臣，本無遠略；肥水之戰(zhàn)，在秦雖有取敗之道，在晉亦為幸勝；故其情勢如此也。然則后燕、后秦之克分據(jù)北方，非其力足自立，乃晉實縱之耳。后涼之興，事勢與前涼大異。前涼張氏，夙嘗樹德于河西；張軌之西也，馮藉晉室之威靈，其人亦頗知治體；然涼州之大姓及諸郡守，尚多不服，久而后定，況于呂光，僅一武人，既無籌略，且迫昏耄者乎？光所以能戡定梁熙，暫據(jù)河右者，蓋以其所率之兵頗精，且為思歸之士故。然實未能據(jù)有涼州，且未能一日安也。姚興雖滅后涼，然特因其自亡，又迫勃勃之難，故更無余力西略。西秦、南涼、北涼、西涼，皆以文屬而已。氐、胡、鮮卑，皆不知治體，惟段業(yè)、李暠為漢人，為治較有規(guī)模，然業(yè)以大阿倒持，終至顛覆；暠亦弱不自振。要之：西北一隅，脫離王化既久，一時不易收拾也。

從來北狄之強盛，大率由于互相并兼。自劉顯破而拓跋氏之舊業(yè)復，衛(wèi)辰亡而其累代之大敵去，其勢既日張矣；而道武又頻年征討北方諸部落，（自登國三年至天興元年，皆見《本紀》。）得其畜足以為富，得其人足以為強，其勢遂不可制。然中原之虛實，究非拓跋氏所深悉；慕容氏雖亟戰(zhàn)兵疲，使其按兵不動，拓跋氏亦未敢遽犯之也；乃輕率出兵，而又任一不知兵之慕容寶，弟子輿尸，而滅亡之禍，遂迫眉睫矣。

晉孝武帝性甚愚柔，雖以苻堅之送死，幸致肥水之捷，此乃適值天幸，而非其有戡亂之才也。帝任會稽王道子，（初封瑯邪，大元十七年，徙封會稽。）政治大亂；逮至大權(quán)旁落，又用王恭、殷仲堪以防之，所任亦非其人；致肇桓玄之篡竊，劉裕因之得政，而晉祚終矣。

道子者，帝母弟。大元五年為司徒。八年錄尚書。十年，謝安卒，遂領(lǐng)揚州刺史，都督中外諸軍事。數(shù)年，又領(lǐng)徐州刺史，為大子大傅。《謝安傳》言：安以道子專權(quán)，奸諂頗相扇構(gòu)，出鎮(zhèn)廣陵之步丘以避之。（今江蘇江都縣之邵伯鎮(zhèn)。）案是時扇構(gòu)于安與道子之間者，為王國寶、王珣、王泯等。國寶坦之子。史言其少無士操，不修廉隅。婦父謝安，每抑而不用。而國寶從妹為道子妃，與道子游處，遂閑毀安。珣與珉皆導孫。皆謝氏婿。以猜嫌致隙。安既與珣絕昏，又離珉妻，二族遂成仇釁。安卒后，珣遷侍中，孝武深杖之；而道子輔政，以國寶為中書令、中領(lǐng)軍。史言國寶讒諛之計行，而好利險诐之徒，以安功名盛極而構(gòu)會之，嫌隙遂成。蓋皆恩怨權(quán)利之私，非因國事而有異同也。然朝政則自此大素矣。帝溺于酒色，為長夜之飲；又好佛法，立精舍于殿內(nèi)，引諸沙門居之；（《本紀》大元六年。）而道子亦崇信浮屠，用度奢侈，下不堪命，為長夜之飲，蓬首昏目，政事多闕；蓋二人之失德正同。帝不親萬幾，但與道子酣歌為務。于是姏姆尼僧，并竊弄其權(quán)。凡所幸接，皆出自小堅。如趙牙出自優(yōu)倡，而道子以為魏郡大守；茹千秋本錢塘捕賊吏，而以為驃騎咨議參軍。牙為道子開東第，筑山穿池，列樹竹木，功用巨萬。千秋則賣官販爵，聚貲貨累億。官以賄遷，政刑繆亂。然郡守長吏，多為道子所樹立；既為揚州、總錄，勢傾天下，朝野輻湊；其必又有構(gòu)之于帝者勢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