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宋革新》讀書筆記
清晨簾幕卷輕霜。呵手試梅妝。都緣自有離恨，故畫作遠山長。思往事，惜流芳。易成傷。擬歌先斂，欲笑還顰，最斷人腸。
這首詞是寫給一位不期而遇的歌女。呵，這是怎樣的深情厚意！
作者不是晏殊，不是晏幾道，不是柳永。而是當過宰相，常以儒家莊重面目示人的歐陽修。奇怪，“醉翁”歐陽修怎么會寫出這樣溫婉閨情？
說起來這也是五代至宋的傳統(tǒng)。實際上，又被稱為長短句的詞，幾乎從它誕生之日起便以閨情為主旋律。這不僅因為詞在早期原本由歌女傳唱，流行于秦樓楚館，還因為中唐以后士大夫的心境已經(jīng)發(fā)生變化，目光也從外部世界收回到內(nèi)心。唯其如此，他們對情感的體驗才會變得十分細膩和真切。
的確，宋代詞人是多情的。一段艷遇，甚至也許只是看了一眼，便能產(chǎn)生千古絕唱。蘇軾之前，甚至之后，宋詞不少是輕音樂，主題則不是閨情便是閑情。風花雪月、離愁別緒和艷遇雅集往往被視為當行本色。如此這般的花輕似夢，雨細如愁，顯然大不同于唐詩之包羅萬象，氣貫長虹。宋詞的追求不在厚重，而在工巧；不在氣象，而在心境。
比之漢賦、唐詩，宋詞是全新的。不僅如此，宋人的整體生活都是全新的。
柳永一生不得意，他五次參加科舉考試，四次名落孫山。官場失意就去情場。聲稱“才子詞人，自是白衣卿相”，揚言“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于是，柳永成了歌女們的最愛。結(jié)果是有井水的地方，就有人唱柳永的詞。
所謂“有井水的地方”就是市井。因為在沒有專門商業(yè)區(qū)的聚落時代，貨物常常是在公用水井旁邊買賣的。后來聚落發(fā)展為城市，有了街道和商鋪，井也仍然存在，甚至成為市中心。中國原本沒有“市民”概念。他們在歷史上更為常見的稱謂是“市人”，市人就是商人，因為商業(yè)場所（市場）和商業(yè)活動（買賣）都叫“市”。只不過，按照“行商坐賈”的分工，只有長期在固定商業(yè)區(qū)從事交易的才需要向政府登記。固定商業(yè)區(qū)就是市井，這樣的人就是賈人，他們的戶籍叫市籍，帶有明顯的身份歧視意味。列入市籍的，世代不得為官。能做官的是士人。士人與市人，有貴賤之分。
然而事情在宋代發(fā)生了變化。市籍取消了，整個城市在法律上都被看作了商業(yè)區(qū)，所有的城市居民便都是市民。這樣一來，原本與“市人”相對立的“士人”也不可能不變，柳永以士人的身份為市人歌唱便是證明。過去，士人的子孫世代都是士人；此后，則商人的子孫才能為仕──這是顛覆性的變化。結(jié)果就是兩宋科技迅速進步，文化異常繁榮。宋人貢獻了兩項世界級偉大發(fā)明：造紙術(shù)和印刷術(shù)。它們使得知識的獲得、思想的傳播和文化的傳承，都變得比以前更方便、更容易、更快捷，因為雕版印刷的書籍可以批量生產(chǎn)，量多則價低，也易得，博覽群書完全可能。廣大的寒門學子徹底打破了過去只有貴族才能享有的文化壁壘。徹底打破了門閥士族對仕途的壟斷，徹底改變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不合理狀態(tài)。中下層知識分子能夠真正實現(xiàn)“學而優(yōu)則仕”的千年夢想。附帶產(chǎn)生的文化成果是：書籍從此有了排版和裝訂技術(shù)，也有了規(guī)范的漢字——宋體字，沿用至今仍是漢文字的主流。
這樣的新市民在《清明上河圖》中比比皆是。別的不說，單是虹橋上看熱鬧的，就有不少閑雜人等。坐著大客船由汴河進京的絲綢商和觀光客，是各類表演的熱心觀眾。僅東角樓一帶便有勾欄五十多處，最大的瓦舍容納數(shù)千人，其中既有名角的表演，也有各種吃食、貨物和雜耍。市井文化的興起，已勢不可當。
從《清明上河圖》還可以發(fā)現(xiàn)一個新變化。開封許多店鋪里都有桌子和長凳，在此之前，中國人只有席、塌和低矮的幾案。我們今天坐在椅子上、桌子前，就是宋的文化遺產(chǎn)。不要小看這變化，因為這是身心的解放。席地而坐、依塌而眠太不舒服，真正舒服的還是坐在椅子上，尤其是靠背椅和扶手椅發(fā)明之后。至于配套的桌子，則顯然有利于解放腦力勞動的生產(chǎn)力。使用桌椅之后，家具的尺度將隨之增高，室內(nèi)的格局也會相應變化，氣派為之一振。從此，時代精神不在榻上在椅上。
從《清明上河圖》再看，擺放桌子板凳的地方多半是飯莊和酒家。而宋代餐飲業(yè)之發(fā)達前所未有。據(jù)南宋吳自牧《夢粱錄》統(tǒng)計，當時杭州城內(nèi)，僅市面上常見的菜式就多達三百三十五款，還不包括鮑、翅、熊掌之類。小吃店里和街頭巷尾挑擔叫賣的糕點、零食和甜品，則有七十多種。蘇軾是有名的吃貨，東坡肉據(jù)說就是他的發(fā)明，能中毒的河豚也是他的最愛。有一次，一個朋友備了河豚請他到家里來吃。一家人躲在屏風后面，想聽這位“拼死吃河豚”的美食家做何評論，蘇軾卻只管吃不說話。正當大家感到失望之時，此公卻喊了一句：也值得一死！這真是，時代精神不在刀尖在舌尖。
宋人酷愛刺青。刺青就是“文身”，甲骨文的“文”字，就是“文身之人”的象形。才有“文”這個字，也才有了文采、文藝、文化、文明等等一系列概念的誕生。事實上，喜歡刺青的或者是血性男兒，比如史進；或者是英俊少年，比如燕青。施耐庵甚至這樣贊美燕青的文身：雪練也似白肉，刺了這一身遍體花繡，卻似玉亭柱上鋪著軟翠。難怪泰山比武之時，他甫一脫衣便是萬眾喝彩；后來見了李師師，也把那名妓迷得神魂顛倒，忍不住用纖纖玉手在他身上輕輕撫摸。
這是一種審美的態(tài)度。審美的對象，是人體。對人體美的欣賞從魏晉時期就開始了。只不過，魏晉崇本色，隋唐重時尚，兩宋愛刺青。魏晉的追求，是玉樹臨風楚楚動人；隋唐的講究，是“畫眉深淺入時無”。兩宋則兼而有之：要求“雪練也似的白肉”“刺一身遍體花繡”。前者是魏晉之遺風，后者是隋唐之變異，二者融合為刺青。一半魏晉風度，一半盛唐氣象，即為兩宋之美。
宋人酷愛自然。宋的山水畫無疑是一個高峰。無論關同之峭拔，李成之曠遠，范寬之雄杰，都鼎峙百代，超越千古。董源也是“多寫江南真山，不為奇峭之筆”，這才栩栩如生。問題是，宋代山水畫真實嗎？表面上看，關同畫的是河朔，李成畫的是齊魯，范寬畫的是關陜，董源畫的是江南。中國畫從來就不滿足于外在的形似，更追求內(nèi)在的氣韻。因此他們筆下的山水又具有高度的概括性，是一種移入情感見其大意的想象的真實，心理的真實，甚至幻覺的真實。更重要的，是情趣。
這樣一種情趣，只屬于新時代的新主人。這個新主人，就是庶族地主階級。庶族地主階級成為中華帝國政治舞臺上的主角，經(jīng)歷了漫長的過程。坐穩(wěn)江山，則是在宋。大批的世俗知識分子通過科舉，由野而朝，由農(nóng)而仕，由鄉(xiāng)村而城市，由地方而中央?；潞３粮≈?，他們的人生往往大起大落，布衣而卿相，卿相而布衣。于是，丘山溪壑，漁樵閑話，野店村居，對于他們便有了特殊的意義。得意時，是他們情感的補充；失意時，是他們心靈的歸宿。
宋人酷愛生活。江西省某地，由于官窯燒制的瓷器底部有“景德年制”字樣，被稱為景德鎮(zhèn)；禪師釋道原撰寫的禪宗史，因為完成于景德元年（1004），被稱為《景德傳燈錄》。前者關乎瓷器，后者關乎禪宗；而能夠把這兩件看起來風馬牛不相及之事聯(lián)系起來的，則是茶。茶、禪、瓷器，都是兩宋文明的標志性符號。
“茶禪一味”的觀念，就產(chǎn)生于宋。寫下這四個字的，是兩宋之際赫赫有名的克勤禪師。宋代禪的味道，就是宋代茶的味道。那么，宋代的茶，什么味道？詞的味道。唐詩如酒，宋詞如茶。唐詩濃烈，宋詞淡雅。
宋代上流社會的飲茶極其講究。比如點茶，便先要用紙將茶餅包好捶碎，再用碾子磨成細末，然后用茶羅篩。篩出來的茶末放進茶盅，加沸水少許調(diào)成茶膏。茶膏調(diào)勻，再用沸水沖成茶湯。這時，要用茶筅輕輕敲擊，直到產(chǎn)生泡沫。泡沫叫湯花，也叫云腳，要求鮮亮雪白，到達蘇軾所稱“湯發(fā)云腴釅白，盞浮花乳輕圓”的效果。茶香飄逸，湯花輕濺，水霧朦朧，這是什么境界？宋代瓷器的境界。
人們只要提起詞或瓷，首先想到的就是宋。也就是說，這兩種藝術(shù)樣式在宋代都達到了頂峰，讓后世無法企及。實際上宋詞與宋瓷也不乏相似之處，那就是與唐詩和唐三彩相比，態(tài)度更平和，而工藝更考究。
但，盡管宋瓷是人間最美的器物，卻并不高高在上或拒人千里之外，反倒多為生活用品，同時又極具內(nèi)涵。這就只能用時代精神來解釋了。也就是說，宋有著與唐完全不同的人生態(tài)度和追求，那就是：世俗、平和并雅致地活著。的確，宋人比唐人更享受生活，尤其是士大夫。唐代的詩人會借著酒勁，唱出建功立業(yè)的豪情壯志、懷才不遇的滿腹牢騷。宋代的詞家卻不一樣，哪怕官場失意，也照樣與三五友人圍爐品茗，參禪論道。
這就是宋給人的文化印象：無病呻吟的文人詞，一碰就碎的細瓷器，寧靜悠閑的山水畫，琢磨不透的禪，以及需要細細品味的茶。與漢和唐相比，宋顯得文質(zhì)彬彬。但這也并不全面。即便宋詞，就并非只有柳永、晏殊和歐陽修，也有蘇軾、岳飛、辛棄疾。何況宋代還有當時世界上最發(fā)達的兵器工業(yè)，豈能只是英雄氣短，兒女情長？實際上，宋文明是一個極為兼容的復合體，或者相當和諧的矛盾體。僅以詞而言，便豪放與婉約并存，典雅與俚俗兼有。展示于瓷器，是既有流光溢彩如均窯，又有含蓄瑩潤如汝窯。表現(xiàn)在舌尖，則既有美食，又能品茶。難怪他們的城市既是田園的，又是市井的；既有勾欄瓦舍，又有數(shù)不清的書店，以及可以清修的寺院和高聳入云的寶塔。
宋，大雅大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