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在一座中西部城市里已經興旺發(fā)達了三代?？_威家族算是個世家，我們一向自詡是伯克祿公爵（17世紀英王查理二世的私生子，領地位于蘇格蘭）的后裔，但其實我們這一支真正發(fā)家的是我爺爺?shù)母绺纭?/p>

他1851年來到這里，找了個替身去參加內戰(zhàn)（南北戰(zhàn)爭）然后開始做五金批發(fā)生意，也就是如今我父親所經營的。我從沒見過這位伯祖父，但似乎我長得挺像他——掛在父親辦公室里的那幅線條凌厲的肖像畫就是人們的佐證。

我1915年畢業(yè)于紐黑文（耶魯大學所在地，代指該校），剛好在我父親之后1/4個世紀。沒過多久我就參加了那場遲來的條頓大遷徙（條頓是日耳曼民族古老的一支，公元前曾從丹麥、德國一代侵入歐洲多國但很快被遏止，這里諷指一戰(zhàn)時德國入侵法國），人稱世界大戰(zhàn)。

我在部隊熱衷于反突襲，所以戰(zhàn)后回國的我簡直忍受不了安寧。中西部再也不是我心中溫暖的世界中心，而是成了破爛的宇宙邊緣——所以我決定去東部學習證券生意。

我認識的每個人都在做證券，所以我想這行再多容一個人也不成問題吧。我的各位叔伯姨舅們商量了半天，好像要給我選預科學校似的，才終于說“呃...好吧”，人人滿臉的凝重狐疑。父親同意資助我一年，然后耽擱了幾次后，我終于抱著一去不返的心來到了東部，那是我22歲時的春天。

當務之急是在城里找個住處，但那時天氣漸暖，我也剛從草長鶯飛的鄉(xiāng)下過來，所以當公司的一個年輕人說他想在城郊合租一棟小別墅，我就動了心。

他找到了房子，是個飽經風霜的木板小平房，租金八十每月。但最后關頭公司卻派他去了華盛頓，我就只好獨自下鄉(xiāng)去了。

我有條狗，至少在他跑掉前我養(yǎng)了他幾天，一輛舊道奇，還有一位芬蘭阿姨給我鋪床、做早飯、以及在電爐子邊上念叨些芬蘭話。

剛住下的兩天我很孤獨，直到一天早上，一個比我還要初來乍到的男人在路上攔住了我。

“西卵村怎么走？”他垂頭喪氣地問。

我告訴了他。我繼續(xù)走著，卻再也不孤單了。我是個向導、是個引路人、一位本地人。他就這樣不經意地授予了我本地的權威。

于是在陽光和煦、草木蓬勃之際——就像電影里的快鏡頭一樣——我又有了那種熟悉的信念，感到生活又要與這夏天一起開始了。

一方面我有好多書要讀，連生機勃勃的空氣都提醒著我要馬不停蹄。我買了一打關于銀行、債券、商業(yè)保險的叢書，它們紅底燙金的封面在我的書架上閃閃發(fā)光，仿佛銀行的新紙幣，向我宣示著要揭開那只有邁達斯、摩根和米西奈斯(各路財神)才知道的的閃亮奧秘。

我還興致勃勃地列了很多其他書籍，我大學時頗為熱愛文學，有一年我寫了一系列非常嚴肅、現(xiàn)在看來很淺薄的評論文章發(fā)表在《耶魯新聞》上——而如今我又將把那時的一切都帶回我的生活，再次成為那個專家中的專家：“八面玲瓏之人”。

這可不只是自吹自擂——人生從單一角度來看，確實成功得多。

我租的房子正好處在北美洲最奇特的一個片區(qū)，真是非常巧了。它就坐落在紐約東部伸出來那個狹長茂密的半島（長島）上，島上各種自然奇觀中，它是這樣的一處：兩塊形狀奇特的土地。

離紐約市區(qū)20英里的地方，這里有一對巨大的卵形地塊，它們的形狀完全相同，中間相隔一片淺灘，兩個卵尖伸向著西半球最溫順的海灘，長島灣海灘。

它們不是標準的橢圓——就像哥倫布故事里的雞蛋一樣，它們的底部被磕平了對在一起——但它們相似的外形，對于飛掠上空的海鷗來說一定是無邊的困惑; 而對無翼的人類來說，更值得稱奇的卻是，兩卵除形狀面積之外，竟無任何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