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民星空? ? ? 講武堂 ------從何時起，我們有了三國猛將能1挑1000的錯覺？

　武將，始終是三國游戲中離不開的要素——而以相關設定論，上述游戲基本可以被分為兩類，其代表我們非常熟悉：其中一類是光榮的《三國志》系列和國產策略手游《三國志2017》為，在這些游戲中，武將往往身居后方，更像是部隊戰(zhàn)斗力的倍增器；而另一類游戲中，武將則充當著戰(zhàn)場的核心，其中最著名的莫過于《真三國無雙》和《三國群英傳》系列——在這些游戲中，武將幾乎是如入無人之境，甚至可以一人橫掃整個地圖。同樣，在這類游戲中，戰(zhàn)爭的形式也極為“別具一格”：其中的亮點除了“無雙割草”，還有驚天地泣鬼神的武將對決——誠然，大家都知道，上述表現手法有虛構的成分，但事實上，它確實在影響著我們的認識，至少，不少人認為決定了戰(zhàn)斗成敗的因素是那些將軍們的個人武力；另外，這些表現手法其實歷史相當悠久，大概可以追溯到至少七百年前。

《三國志2017》：光榮正版授權

既然錯覺來自于武將單挑，那么，這橋段是何時開始流行的？

　　先來說單挑，它也是各種游戲中的重頭戲，也正是這些橋段讓我們相信，一名優(yōu)秀的武將足以解決100名大眾臉的雜兵。對于這一設定的根源，大部分游戲開發(fā)者都會拿出一本書——《三國演義》，其中的武將之間的對決有300場以上，而這些對決又決定著一場戰(zhàn)斗的成敗。毫不奇怪，也正是因此，我們會產生武將的戰(zhàn)斗力產生過高的認識，以及其能決定一場戰(zhàn)斗的錯覺。

在《三國志》等史書中，記錄的單挑場合實際非常有限

　　但真實的情況也許有些讓人失望，在《三國志》和《英雄記》等嚴肅向的史書中，提到的武將vs武將的戰(zhàn)斗其實不超過15次。而且以實際情況論，也極少有《演義》中雙方排好陣勢、然后捉對廝殺的情況。相反，歷史上更多的情況是，當兩軍交戰(zhàn)時，一方的大將利用混亂，趁機突入敵人軍營，趁機將對手一舉擊斃。至于如今為人津津樂道的三英戰(zhàn)呂布、溫酒斬華雄等橋段，也都是演義中的虛構。

　　既然單挑的情況鮮見于歷史，那為何它們會成為游戲/小說中的常見橋段？從某種意義上說，它們其實是迎合了讀者的需要——比如對英雄的崇拜。

單挑之所以在各種文藝作品中頻繁出現，主要是因為它們迎合了讀者內心深處的英雄崇拜

　　如果對“單挑”的歷史劃一個上線，它們大概可以追溯到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致師”。這種儀式要求戰(zhàn)斗打響前，雙方各派出一名勇士駕駛戰(zhàn)車直沖敵軍陣營，并在斬殺一名敵軍將領后返回本陣——它的意義非常簡單，就是鼓舞士氣，并挑起己方兵士的好戰(zhàn)心態(tài)。盡管在后來，由于戰(zhàn)爭形式的演變，“致師”早已不再是戰(zhàn)前的保留項目，并逐漸成了一種展示勇武的儀式，至于“單挑”，則成了其最主要的演變形態(tài)。

　　從某種程度上說，“致師”更像是周朝時代軍事禮儀的遺存，隨著戰(zhàn)術的發(fā)展，它已經顯得非常過時，到三國時代已經成了絕對的“非主流”，那么人們難免會提出疑問：為什么在游戲中，單挑是如此盛行？這主要是受到了《三國演義》的影響，如果進一步追根溯源，它又與《三國演義》的藍本——《三國志平話》有關，在該書中，單挑所占的比重幾乎達到了無可附加的地步，甚至讓整個作品與武俠小說毫無區(qū)別。

《三國志平話》元朝刻本的書影，它也是后來《三國演義》的藍本之一

　　《三國志平話》問世于元代，其中許多橋段明顯受到了戲劇的啟發(fā)，而這一點也成了其中單挑場面眾多的根源。和今天的電影/游戲不同，在當時的戲劇中，對戰(zhàn)爭場面的表現往往非常抽象——換句話說，原本萬人對戰(zhàn)的大場面，在戲劇舞臺上，最終往往會被簡化成兩名主將的對決。同時，為在上述場面中表現戰(zhàn)斗的激烈，演員還會做出各種夸張的動作，這令他們和周圍的龍?zhí)仔纬闪缩r明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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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戲劇中，戰(zhàn)斗場景經常被抽象成兩位主將的表演，久而久之，觀眾也產生了主將特別能打的錯覺。圖為京劇《定軍山》中的黃忠

　　以上的一切，讓觀眾得到了一種心理暗示——在當年的戰(zhàn)爭中，兵士的作用往往無關輕重，只有主將才是真正的戰(zhàn)斗力。它們的影響是如此深遠，甚至從《三國志平話》、《三國演義》，一直延伸到了今天的電子游戲。

三國時代的武將，面對雜兵的優(yōu)勢究竟多大？

　　如前所述，在歷史上，將領親自沖鋒陷陣的事例都非常有限，回到本文開頭的那個問題，三國時代武將的戰(zhàn)斗力究竟如何，其中有沒有一個可靠的衡量標準？

　　事實上，雖然當年的武將極少親自上陣搏殺，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一對一的交鋒中，他們的戰(zhàn)斗力明顯要高于普通的士兵，這一點源自他們擁有的親兵、盔甲、戰(zhàn)馬和作戰(zhàn)經驗：作為軍隊之中價值最高的人員，主將勢必會得到妥善的保護，以應各種危險。以上這些，可以保證將領在遭遇敵軍步兵時，擁有基本的安全。

　　事實上，在三國時代，由于生產力水平的限制，并不是所有士卒都能得到妥善的裝備，比如說鎧甲，在曹操的《軍策令》中，就記錄過其早年尷尬的處境：“袁本初（袁紹）鎧萬領，吾大鎧二十領，本初馬鎧三百具，吾不能有十具?！睋Q句話說，即使是勢力雄厚的袁紹，其擁有鎧甲也只能裝備將官和少量士兵。鑒于曹操在起兵時有兗州大族的支持，但后勤狀況仍然如此糟糕，三國時代兵士的處境也可見一斑，至于歷史上的邊緣勢力，如陶謙、孔融、公孫瓚等，其部下的裝備可能就更為糟糕。

東漢末年、三國時期的鎧甲還原品，當時的鎧甲由若干小鐵片編制而成，但大部分士兵并不會有這種裝備防身

　　對只有一件外套護身的新兵，即使有機會撞見敵軍將領，戰(zhàn)而勝之的可能顯然是微乎其微的：在當時的條件下，武將在有鎧甲護身后，即使算不上刀槍不入，也至少可以在亂軍中獲得更多周旋的機會。按照現有文獻的記載，三國時代，武將在戰(zhàn)陣上都會披掛重甲，而在體能允許、局勢又特別危急時，他們甚至會穿戴兩重重鎧，以增加生還的概率。

　　三國時代的鎧甲大體有四種形制，即襦鎧、兩當鎧、筒袖鎧和盆領鎧。這些鎧甲大多由鐵片/鋼片編織而成，內部還有皮革以起到防護和緩沖的作用。而在上述鎧甲當中，前兩者基本屬于輕鎧的范疇，只能保護穿戴者軀體的正面和背后，而后兩者則更接近重鎧，其中尤以盆領鎧為甚，其覆蓋的區(qū)域從穿戴者的脖頸一直延伸到了下半身。

　　雖然上述鎧甲在結構上不盡相同，但對當時常見的武器，如刀、長戟和弓弩，它們基本可以保護穿戴者免受致命傷，這也是為后者提供了更多殺敵的機會。另外，與普通士兵相比，武將的另一個優(yōu)勢在于他們騎乘的戰(zhàn)馬，在許多情況下，這些戰(zhàn)馬還得到了馬鎧的保護，這使得步兵很難對其發(fā)動致命一擊。

盆領鎧為將領的上半身軀干提供了近乎全方位的保護，使其面對普通步兵的優(yōu)勢更為顯著，本鎧甲藏于韓國，屬于當時中國東北部、朝鮮半島的高句麗政權，由于其與魏國相鄰，在鎧甲和兵器的樣式上與中原應當頗為相似

　　由于戰(zhàn)馬自身的機動性，在條件理想的情況下，他們完全可以決定何時交戰(zhàn)或者撤退——這也讓他們可以抓住最有利的作戰(zhàn)機會。另外，在近距離的交戰(zhàn)中，騎手的戰(zhàn)術優(yōu)勢也不言而喻。在展開沖擊時，戰(zhàn)馬的體格和速度將給步兵帶來巨大的震撼，這使得他們陷入混亂，不僅如此，在迎戰(zhàn)時，他們脆弱的頭頸也直接暴露在了鋒刃之下，這令他們生還的機會微乎其微。也正是因此，在當時，步兵要想阻止騎兵的攻擊往往需要周密的準備（比如在暗處布置伏兵，或修建工事），一旦防御措施不到位，迎接他們往往會是滅頂之災。

　裝備上的種種優(yōu)勢，使武將在面對少量雜兵時，大體可以做到有恃無恐。另外，與普通士兵相比，他們還有著更豐富的作戰(zhàn)經驗和更出色的身體素質，這些都會在小規(guī)模的交戰(zhàn)中帶來優(yōu)勢，并幫助其在戰(zhàn)場上化險為夷。事實上，如果分析三國時代武將的生平，我們會發(fā)現，他們的出身大體可以被分為兩類：其中一類出身行伍，并因為在戰(zhàn)斗中表現優(yōu)異而獲得提拔，而另一類則出身于豪強之家，并且很早就開始帶領隊伍。

　　在前一類武將中，最具代表性的莫過于呂布和趙云。在《三國志》等史書中，對他們的出身只有草草幾筆，這表明他們絕非來自顯貴之家——因為按照當時的敘事習慣，對于家世顯赫者，史書中都會專門的著墨。比如，在袁紹的傳記中，就在開頭部分提到他“高祖父安，為漢司徒。自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由是勢傾天下”；至于另一些的出身雖然并非特別顯貴，但也通常會對其先祖的地位有詳細的描述，比如說諸葛亮，在其傳記的開篇就提到：“諸葛亮字孔明，瑯邪陽都人也。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后也。父圭，字君貢，漢末為太山都丞”。

在當時的三國武將中，呂布無疑是其中最為驍勇的，這與其早年在邊境與匈奴人的較量不無關系

　　但另一面，在呂布、趙云等人的傳記中，相關的記錄則是一片空白，這表明他們極有可能出身于貧寒之家——后來，他們之所以獲得提拔，則完全是因為戰(zhàn)場上的優(yōu)異表現。先來說呂布，他是五原郡九原縣人，在東漢的版圖中，當地已經非?？拷辈窟吘场Ｔ跂|漢末期，隨著國力衰退，北方的邊防也相當空虛，而在呂布所在的五原郡，匈奴的騷擾更是此起彼伏，也正是在此期間，呂布因為武勇得到了郡守丁原的賞識，先是被任命為主簿，后來憑借戰(zhàn)功晉升為騎都尉，也就是郡內的騎兵指揮官。

　　同樣，趙云的出身也與之大致類似，他生于今天河北中部的常山郡，在黃巾之亂期間受到百姓推舉，率領義兵投奔公孫瓚。隨后，他又成為公孫瓚麾下精銳“白馬義從”的成員。這支部隊在史書上也有極高的曝光率，并參加了同北方少數民族以及袁紹等勢力的戰(zhàn)斗。

《三國志》系列游戲中的趙云畫像，作為公孫瓚“白馬義從”的成員，其個人的戰(zhàn)斗力，在當時的戰(zhàn)場上也是出類拔萃的

　　作為精銳部隊的成員，從體格等角度論，這些將領無疑是出類拔萃的，另外，頻繁的戰(zhàn)斗也給了他們極大的鍛煉。雖然后來由于職責所在，他們更多是在后方指揮整個戰(zhàn)局，但在史書上，他們也留下了不少親自沖鋒陷陣的經歷。比如219年、劉備與曹操爭奪漢中期間，趙云就曾親自率領幾十名騎兵突擊過曹軍的先頭部隊，并救回了負傷的部下；同樣，呂布也曾多次出馬，身先士卒擊潰了敵方軍隊。

　　上述事例意味著，這類武將確實有著高超的作戰(zhàn)素養(yǎng)，但同時，正如我們所見，他們其實極少單打獨斗，就以前面提到的趙云和呂布為例，在其沖鋒陷陣的記錄中，史書其實都提到，其周圍一定的親兵作為掩護，而這些親兵的裝備往往是最精良的，可以被看做是決定戰(zhàn)局的重要砝碼。換句話說，真正在戰(zhàn)場上能做到“以一敵百”乃至“以一當千”的，其實不是這些武將自己，而是他們指揮的一小支精銳隊伍。只是在后來，作為史書上的配角，這些親兵的作用被有意無意地忽略了，只有武將本人的事跡流了下來，這一點再和民間的傳說相結合，最終造就了將軍們以一當千的神話，并成了后來小說和游戲中各種情節(jié)的源頭。

為什么文藝作品會主動對武將施加Buff？

　　至于前面提到的另一類將領，在戰(zhàn)斗經驗上其實完全不及行伍出身的職業(yè)軍人，其成為將領的原因非常簡單：他們是群雄的代理人，彼此間有著利益交換。具體而言，他們可能是某個地區(qū)的豪強大族，并在軍閥混戰(zhàn)中投靠了一方勢力，以進行某種政治上的交換；他們也可能是群雄的親信，并在軍隊中扮演著命令的執(zhí)行者。換言之，這些將領之所以擁有軍事指揮權，并不是作戰(zhàn)能力特別突出，而是他們擁有的影響力，或是對上級的絕對忠誠。

　　但出于劇情上的安排，他們還是有不少人被各種作品塑造成了猛將。這一點最明顯的，莫過于《三國演義》中的夏侯惇和夏侯淵，在《三國志》中，他們的主要角色并不是猛將，而是曹操本人的親信。另外，如果審視相關的記錄，你會發(fā)現，他們不僅極少沖鋒陷陣，甚至軍事素養(yǎng)也少有亮點。

在《三國演義》中，夏侯惇在中箭后，“拔矢啖睛”、斬殺呂布的部將曹性的情節(jié)，無疑是給人印象最深的橋段，夏侯惇的勇武從中也可見一斑。但在歷史上，夏侯惇的角色更像是曹操的左右手，成就也主要體現在政治經濟方面

　　在這方面，夏侯惇的例子尤其明顯，在《三國演義》中，他單挑過呂布，擊殺過徐榮，即使在一只眼睛被射瞎之后，還殺死了呂布的部將曹性。但歷史上的夏侯惇則完全不同，他并非以勇武見長，在《三國志》中，其作戰(zhàn)也是以敗績居多。相反，其歷史上的成就更多體現經營大后方上，比如說，他在擔任陳留太守期間修建了太壽陂，將數千畝荒地變成了良田；而在官渡之戰(zhàn)中，他實際是幫助曹操管理著黃河以南的地區(qū)，并為勝利提供了后勤保證。

　　同樣的情況對夏侯淵也完全適用，《三國演義》中對他的描述是“弓馬嫻熟”，并站殺過龔都、成宜、楊任三名敵將，但在正史中，對其親自沖鋒陷陣的描繪卻極少。不僅如此，此人的軍事素養(yǎng)也值得懷疑。在定軍山一戰(zhàn)中，夏侯淵帶領士兵離開大營，試圖修補受損的鹿角，結果在混亂中被黃忠斬殺。曹操在《軍策令》中就曾說：“淵本非能用兵也……為督帥尚不當親戰(zhàn)，況補鹿角乎！”這實際也是在批評，其犯下的錯誤實際相當低級。

在《三國演義》中，夏侯淵是一名弓馬嫻熟的勇將，但其在歷史上的軍事素養(yǎng)實際非常值得懷疑

　　這種修改的原因主要在于劇情安排，它們實際是在為“單挑”和“無雙”服務：畢竟，在文學作品中，它們始終是一個章節(jié)的亮點所在——它們能打破沉悶的敘事，勾起觀眾的興趣，進而提升作品的吸引力。但另一方面，作為一部歷史類小說，其受到的制約又相當多，比如不能讓史實出現錯亂，或者讓歷史人物提前登場等。

　　此時，為保證故事足夠誘人，作者們只能修改一些武將的屬性：夏侯惇、夏侯淵兄弟就是其中的代表。因為按照《三國演義》的邏輯，一個勢力的興起，往往與麾下有眾多驍將有密切關系，但另一方面，在曹操起兵之初，其得力干將只有夏侯氏兄弟、曹洪、曹仁等幾人——在正史上，他們的個人武力都少有亮點。如果以歷史為藍本來寫《演義》，那么，曹操的崛起就顯得很不合理，而且在相關的章節(jié)中，也會缺乏相應的高潮段落，從而形成一個藝術上的困局。

華雄在歷史上只是董卓麾下的一名騎兵將官，后來被孫堅的軍隊所殺，但在《演義》中，為了突出關羽的勇武，它便被作者塑造成了具有萬夫不當之勇的猛將

　　在這種情況下，夏侯氏兄弟實際是被強行篩選了出來，進而獲得了戰(zhàn)斗力的Buff。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另一批武將上，他們的共同特征是：在史書上記錄甚少，但在《演義》中卻表現高調——最明顯的例子就是董卓的部將華雄，在歷史上，他只是一個“騎督”，也就是中下級的騎兵指揮官，但《演義》中卻有了萬夫不當之勇。當然，論具體原因，他們又和夏侯氏兄弟略有差異，小說里渲染這些人的勇武，固然為了創(chuàng)造更多的“單挑”環(huán)節(jié)，但也是為了襯托主要角色的偉岸——既然華雄都能連斬祖茂、俞涉、潘鳳等三員大將，那么，斬殺華雄的關羽，就一定是宛如戰(zhàn)神下凡了。

結語

　　和許多歷史人物一樣，在過去1800年來，三國武將的形象已經發(fā)生了巨大變化：他們已經從當年的將軍和武士，變成了如今的英雄和戰(zhàn)神，同時，人們也一直是在根據自身的需求，不斷對其事跡進行著演繹，這也是為什么，與史書中臉譜化的記錄相比，今天我們眼中的三國武將反而更有血有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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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點，也在各種作品中得到了鮮明的體現：無論是光榮的《真三國無雙》系列，或是最新的國產策略手游《三國志2017》，每一種作品都在以一種獨特的方式對其進行書寫——不管其中武將究竟是足以橫掃千軍，還是僅僅為大軍提供了戰(zhàn)斗力加成，這種多元化的解讀并不僅沒有讓歷史被扭曲，反而構成了三國游戲風靡至今的原因——因為在其中，每個人都可以自由地對其進行詮釋，而這些詮釋，又不斷豐富著三國系列的內涵，并令其成了一座豐富多彩的文化寶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