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主還是被史書和主流文學誤導了，秦國變法表象上看是經濟、政治、軍事的改革。但內在其實是人文思想上的根本改變，六國當時也在變法，其變法要素與商鞅并沒區(qū)別。
問題在于細節(jié)的把握以及對法治的理解上。
這就跟下圍棋一樣，規(guī)則與基本定式、套路、戰(zhàn)法只要對圍棋稍有了解都知道怎么下棋是‘最佳’的。然而棋手之間依然差距明顯。
秦國變法不只是軍功，是包含了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勞動的人一樣的能封爵位。
秦國是‘不養(yǎng)閑人、不養(yǎng)廢材’，只要為國家有奉獻的人都可以論功行賞。
另一方面，秦國不只是大貴族沒有特權，連王族都沒有，王族除君王這個個體之外，連太子都要去歷練。其它王族更是要用自身能力去保住爵位。
以上兩點跟一個健康的企業(yè)管理無差，公司內的所有人沒有差別待遇，一切憑績效說話，就算老板的親戚也得干活，否則就不要在公司待。
這些還只是表象，內在的核心是商鞅對法治的堅持，作為一個變法者深深的明白權利者以身作則的重要性，所以他要設木立信，提升政府的公信力，對太子一案的懲罰也絕不手軟，依法執(zhí)行。
如果當時商鞅‘聰明點’，為自己考慮，憑他的智商完全能做到幫太子脫罪，不懲罰秦王族的公子虔，不得罪權利者，這是今天很多人的為官之道。
然而商鞅知道他這么做，秦國的變法就虛有其表，就跟六國一樣，人在政在，人去政亡。
縱觀后世變法，哪一個朝代不是這樣?說到底就是對法治沒有真正的堅持，變法當觸碰到最頂層就戛然而止。
很多人不理解為什么西方哲學鼻祖蘇格拉底會那么‘死腦筋’，明明知道自己被陷害，還要堅持去伏法。
因為這是一個推行法治精神者人的堅持，法律的至高無上就在于一旦這條法令在推行中，那就必須去履行。
如果一遇到對自己不利，就不遵守，那這種法治沒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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