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守沉默少語的狀態(tài)，倒是為了咬定問題不放。

為理性服務的暴力。

由一種哲學所煽動和辯護的完完全全的專制統(tǒng)治。

所謂反動，某種意義上僅僅是多思考了一步。

反抗是認識到非人性的處境之后唯一的合乎人性的反應。

二十世紀中葉，并不存在世界性的無產(chǎn)階級。

革命的方法、改良的方法和革命工團主義的方法。

知識分子對民主國家的缺失毫不留情，卻對那些以冠冕堂皇的理論的名義所犯的滔天大罪予以寬容。

法國大革命，不管你認為它壯烈還是恐怖，是災難的淵藪還是革命的史詩，它畢竟把法國的歷史一分為二。法國大革命似乎建立起了兩個彼此對立的法國。這兩個法國，一個不甘消失，另一個則毫不留情地攻擊過去。兩者均認為自己體現(xiàn)了一種幾乎是永恒的人類社會的類型。它們一個讓人想起家庭、權(quán)威和宗教，另一個則讓人想到平等、理性和自由。在前一個法國中，人們尊重歷經(jīng)數(shù)個世紀緩慢形成的秩序；而在后一個法國，人們卻公開聲明，他們相信人類有能力根據(jù)科學知識來重建社會。右派是尊重傳統(tǒng)、維護特權(quán)的一派，而左派則是崇尚進步、尊重智力的一派。

但是，確切地說，它只道出了一半真相。它的作用是掩蓋導致各所謂的陣營內(nèi)部四分五裂的種種不可調(diào)和的爭論。不管是各種右派，還是各種左派，他們均無法共同執(zhí)政。正是這一點，構(gòu)成了1789年以來法國政治史的特征。建設性的革命與破壞性的革命的區(qū)別，前一種革命力圖擴大代議制，并確立某些自由；而后一種革命是由正統(tǒng)原則的崩潰引起的，同時又缺少新的能取而代之的正統(tǒng)性。費雷羅的這種區(qū)分頗令人滿意。建設性的革命幾乎可以與我們予以好評的禾各種事件的結(jié)果融為一體：代議制、社會平等、個人自由與思想自由。反之，破壞性的革命則得為恐怖、戰(zhàn)爭和專制統(tǒng)治承擔責任。以以以軍人取代一位平民或以一位平民取代一位軍人建立的政府，但領(lǐng)導階級與政府模式并沒有真正地更換，我們能夠稱它們?yōu)楦锩鼏?就其在合法性方面所造成的混亂而言，它缺少憲政上的決裂。就其突然的更迭而言，不管這種更迭有沒有伴隨著流血斗爭，不管當事人如何從宮殿中的新貴淪為獄中的囚徒，它缺少制度方面的變化。

就這些問題提出獨斷論的答案并不重要?！岸x”無所謂真實還是虛假，它的存在或多或少是為了有用或便利?！案锩辈⒉淮嬖谝环N恒久不變的本質(zhì)，但其概念可有利于我們?nèi)ダ斫饽承┈F(xiàn)象，并使我們在思考這些現(xiàn)象時更加明白。

以社會學的觀點來看，革命現(xiàn)象的基本特征是：一小部分人通過無情地鏟除對手獲取政權(quán)，創(chuàng)設新的政體，并夢想著改變整個民族的面貌。

革命”的說法：舊制度復辟；前朝的政要重新上臺；今日的革命者所帶來的恰恰是昨日的革命者所消除的觀念或制度。左翼的意識形態(tài)，即人道主義、自由主義和平等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的條件下，才可能劃入革命的范疇；其二，革命只有在達到顛倒現(xiàn)存財產(chǎn)關(guān)系這一結(jié)果的條件下，才稱得上圓滿完成。但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這兩種觀念純粹是偏見。

認為暴力與左派的價值觀念不可分離，可謂是無稽之談。但若把它倒過來說，即說左派價值觀念與暴力不可分離，則會更加接近實際情況。革命的政權(quán)通常都是專制的政權(quán)。它在行使權(quán)力時不受法律的約束。它表達的是一小撮人的意愿。它不會，也不可能會關(guān)心其他民眾的利益。專制的階段持續(xù)的時間有長有短，這取決于局勢。但是，人們不可能省略這一階段，或更確切地說，若人們能夠避開專制的話，其進行的是改良，而非革命。通過暴力奪取與行使政權(quán)，必須以談判或妥協(xié)無法解決的沖突為前提，換言之，必須以民主程序的失敗為前提?！案锩迸c“民主”是兩個相斥的概念。革命的暴力有時可能是與其理想相符合的變革的伴隨物或必要的條件，但他們不可能把革命暴力本身視為善行。時間逐漸地賦予美國憲法一種近乎神圣的威望。

在民眾起義或政變中，一些政體成了犧牲品。但是它們的失敗并不表明它們就是“惡德”的化身-它們往往比勝利者的政治制度更為人道，而只表明它們犯了政治錯誤。

政體既是堅定的，同時又是有彈性的。

它們是通過革新傳統(tǒng)來拯救傳統(tǒng)。

暴力與專政--就其本身而言并非好的東西，但是可用來實現(xiàn)極端目標。

在最偉大的作家中，有的是反動派，如巴爾扎克；有的是徹頭徹尾的保守派，如福樓拜。““被詛咒的詩人”絲毫不是革命者。與學院派相對抗的印象派畫家們，幾乎沒有考慮到對社會秩序進行譴責，并且也未想到為參加革命的人畫“和平鴿”。揭露藝術(shù)上的俗套、道德上的循規(guī)蹈矩和金錢的專制。

歷史學家曾多次指出，革命者像清教徒或雅各賓派一樣偏愛美德。這種偏愛構(gòu)成了樂觀主義的革命者用自己的純潔性去要求他人的革命者的特性。

對傳統(tǒng)道德觀念的批判，在政治上的先鋒派與文學上的先鋒派結(jié)盟的過程中充當了紐帶。無神論似乎把反抗的玄學與革命的政治結(jié)合了起來。此外，在我看來，后者還受惠于一種虛名：人們錯誤地把它當成人道主義的必然結(jié)果。

安德烈·馬爾羅：“思想最根本的尊嚴就存在于對生活的指責之中，所有實際上想把世界理想化的思想，一旦不再是種希望，便毫無價值?！?/p>

無論是反叛者還是虛無主義者均對現(xiàn)代世界進行指責，前者說它成了它想要是的樣子，后者則說它沒有，忠實于自己。

對幻想或偽裝的拒斥、與世界的對抗以及一種積極的斯多葛主義，卻以全然不同的方式表現(xiàn)了出來。我們既反對它，同時又支持它。前者是因為我們不贊同它的各種方式，后者是因為我們不知道是否真正的革命并非一種純粹的空想；或者說，我們不知道在能夠建立某種更人道的社會秩序之前，革命事業(yè)是否首先得經(jīng)歷這一過程。

加繆寫道：為奪取政權(quán)、集體化、恐怖統(tǒng)治以及以革命的名義建立的極權(quán)國家辯護的惟一理由，也許是確信要服從于必然性，以及確信要加快實現(xiàn)“‘歷史的目的”。革命的概念表達了一種懷舊情緒。只要社會仍舊不夠完美，只要人們?nèi)耘f渴望改革，這種懷舊之情就會長存不衰。

這并不是說，企求社會進步的愿望始終通向，或邏輯地通向革命的愿望。它還需要有某種程度的樂觀主義和缺乏耐心。人們往往認為革命者對世界充滿仇恨，并向往巨大的災禍。但實際上，在更多的情況下，革命者因其樂觀主義而犯錯誤。

革命--由于它贊同不斷使用暴力，似乎才能夠達到崇高的目標。革命的神話為烏托邦思想充當了避難所，并成為現(xiàn)實與理想之間的神秘的、不可預測的說情者。

沒有人會如此瘋狂，以至于寧要戰(zhàn)爭，不要和平。工會組織成員的西方國家之間，依舊有半數(shù)以上的人一方面羨慕西方國家的生活水平，一方面卻把希望寄托在共產(chǎn)主義國家身上。

技術(shù)工人從哪一個等級開始才不再算是無產(chǎn)階級分子呢?公用事業(yè)的體力工人既然從國家而不是從私人企業(yè)主處領(lǐng)取工資，那他是無產(chǎn)階級分子嗎?商業(yè)領(lǐng)域的那些搬運別人所制造的商品的雇傭勞動者與產(chǎn)業(yè)部門的雇傭勞動者屬于同一群體嗎?在我們看來，對于這些問題，恐怕很難有教條化的答案，因為它們沒有共同的準則可循。

某種意義上，“無產(chǎn)階級”(靠薪金過活的工人所屬的階級)的本質(zhì)并不存在，真正存在的只是一個其中心可用特征或特點來顯示，但其外延卻難以區(qū)分的范疇。

在青年馬克思的著作中，“無產(chǎn)階級的挑選”是通過下述著名的程式來表達的：“一個完全身負枷鎖的階級；一個資產(chǎn)階級社會里的不屬于該社會中的任何一個階級的階級；它由于所遭受的普遍性的苦難而擁有一種具有普遍性特征的身份.…......無產(chǎn)階級之所以能成為純粹的人和具有這種普遍性，乃是因為他們受到了非人的待遇，并遭到所有特殊的社會共同體的排斥。一種理論，確切地說是源自一種公開的吸引群眾的必要性，這些群眾渴望更好的命運，但厭惡啟示錄。

如果產(chǎn)業(yè)工人已不再為溫飽發(fā)愁，在這種情況下，這些思想家又該如何為他們賦予無產(chǎn)階級的使命進行辯護呢?

一個明顯的事實：工人的許多不滿與所有制沒有任何關(guān)系。當生產(chǎn)資料屬于國家時，這些不滿仍照樣存在。

在鐵幕另一邊的國家中，投資比例要高于西方國家。但是，那里的經(jīng)濟擴張并不是為了提高生活水平，而是為了使國家更加強大。

另外，沒有證據(jù)能夠表明，集體所有制比私有制更能夠改善勞動生產(chǎn)率。

它寧愿以“將來會怎樣”，而不是以“現(xiàn)在如何”來評判自己。由于人們天生具有空幻的激情，因而，說到底，他們往往會把多種不同的“計劃”同樣地視為不會有什么結(jié)果的東西。某種社會的絢爛多彩的幻象連接著類似于自然主義小說家筆下的令人厭惡的社會，政治樂觀主義往往與人類的卑鄙的行為結(jié)合在一起，它就像插在今旦的糞堆上的“未來”的小藍花。

存在主義的心理分析通過揭穿隱藏在口頭上的高貴之下的骯臟的私利，使一些學說喪失了信譽。不過，這種方法存在著通向一種虛無主義的危險：為什么我們自己的信仰就一定比別人的信仰更為純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