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重聲明：本文原創(chuàng)首發(fā)，文責自負
文/水湄青萍
大概，每個久為俗世樊籠所困的現(xiàn)代人，心中都藏著一個“陶淵明”。日暮時分，遙望遠方，想起他的“不為五斗米折腰”，想起他的“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想起他的“芳草鮮美，落英繽紛”。似乎，陶淵明就住在他所寫的桃花源里，恣意灑落，遺世獨立。
然而，后來才發(fā)現(xiàn)，這不過又是一個中學教科書所帶來的刻板印象而已。讀葉嘉瑩說陶淵明詩，關于他的形象似乎才慢慢變得飽滿起來：他的孤獨和持守，他的矛盾和掙扎。他被時代所限，又超脫于時代之外，他被塵世枷鎖所困，又最終達成與自我的和解。
千百年后，我們依然能從他身上汲取勇氣和智慧，獲得心靈的共鳴，就像稼軒先生所說：“須信此翁未死，到如今凜然生氣！”
古今賢者，貴其真
至今印象深刻的，是記得有個狂人曾說，中國古代只有兩個半詩人。兩個是屈原和陶淵明，詩圣杜甫算半個。當時大為驚訝，難道詩仙李白都排不上號？對此，葉嘉瑩先生解釋道：真正的詩人是完全忠于自己的內(nèi)心的。
李白因商人之子的身份不能參加科考，寫詩為的是得到名貴的舉薦；白居易作詩，則力求通俗易懂，老少婦孺皆能解；就連杜甫也曾說過“語不驚人死不休”，一心苦練寫詩的技藝。想來，這種“為人”之心，是古今多少人都難以免除的。
這就如同我們現(xiàn)在寫文，總是不自覺地期待讀者的反饋，即別人會怎樣評價、看待自己。還有很多人告訴你，要獲得更高的閱讀量和點贊，就要心中有讀者，寫些自言自語的文字，可沒人要看。
而真正的詩人，如陶淵明，他筆下所寫的，乃是心中意念的自然流露，“風行水上，自然成紋”。至于別人懂不懂，他不在乎，也不曾想過迎合當時文壇所流行的華麗修辭之風。所以，宋代陳師道說“淵明不為詩，寫其胸中之妙耳”。
如此看來，寫作難也不難。不難的點在于，它只是傳達你心中的所想所念所感。生而為人，若非鐵石心腸，總會被各種事物情感所觸動。難的點也正在于，你如何用恰當精準的語言表達出內(nèi)心深處的情感。而一個好的寫作者，就像一個通暢無阻的通道，那些細微的感知經(jīng)由他的身體，而后又悉數(shù)涌現(xiàn)于筆端。
陶淵明的偉大之處，正在于他不僅胸有丘壑，亦能手寫我心。他的詩，是簡凈的，如一道日光，沒有繁復的堆積，沒有夸張的做作，細品則幽微曲折，意韻豐富，可以折射出七彩光茫。
作詩如此，為人亦然。蘇東坡曾稱贊他說：“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為高。饑則叩門而乞食，飽則雞黍以迎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p>
一個“真”字，道出了陶淵明的生命本色。歷史上，他曾有過五次出仕的經(jīng)歷，或因家貧無奈或想建業(yè)立功，坦坦蕩蕩，要去即去，想回則回，從來沒有“視金錢如糞土”的憤世嫉俗，也沒有以隱居來標榜自己的清高脫俗，一切皆隨本心。
陶淵明最后一次出仕，是為彭澤令。那日，朝廷派了幾個官員，前來巡查。這“巡查”，雖名為考察地方上的政治利弊得失，實則是一場勞民傷財?shù)碾[形賄賂。若不逢迎送禮，不定他們會怎么暗地里給你使絆子。
但陶淵明顯然不吃這一套，“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xiāng)里小人”，留下一封流傳千古的辭職信《歸去來兮辭》，從此再沒有踏足官場。
入網(wǎng)再出網(wǎng)，方得大自由
世人大多囿于名與利的牢籠中，而陶淵明卻能超然物外，總讓人覺得他似乎天生就如此灑脫。然而，現(xiàn)實中的這番抉擇，實在是他經(jīng)過一段痛苦的矛盾和掙扎才最終做出的。
在給眾兒子的一封信《于子儼等疏》中，陶淵明曾這樣寫道：“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己，必貽俗患。僶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饑寒”。他說自己生性剛直，不善于逢迎取巧，確實是盡了最大的努力，才選擇離開官場的。
其中的無奈，一方面是因為陶淵明本出身于貴仕門庭，家族中許多人都是做官的，而他現(xiàn)在竟然要去種田，完全背離自己所屬的那個階級和群體？就像北大畢業(yè)的高材生賣豬肉，大學生送外賣，有多少人能放下所謂的體面？這是任何一個時代，有著歸屬感需求的人，都不容易做出的選擇。逆潮流而走，就注定做一只落單的鳥、一朵孤獨無依的云。
而且，如果說現(xiàn)在的讀書人尚有相對寬闊自由的謀生選擇，他們則除了科考做官就再也沒有其他的出路。鉛刀尚貴一割，才不枉稱其為“刀”，一個人活在世上，難道能沒有一點兒追求？
士當以天下為己任，無論是陶淵明，還是蘇軾、辛棄疾，都渴望成為帝王之師，從而輔助君王成就太平盛世，讓百姓過上安居樂業(yè)的生活。就是被稱為“謫仙人”的李白，晚年時之所以錯投永王，除了他缺乏政治謀略外，更是因為他不甘心只為皇帝貴妃寫些助興的詩詞，誰又不曾夢想“大鵬一日同風起”？
另一方面，陶淵明還是一個父親和丈夫。有時候，自己吃苦也就算了，但還得連累妻兒一起挨餓受凍。就像葉嘉瑩先生在書中提到的南宋詩人朱敦儒。年少時也曾“詩萬首，酒千殤，幾曾著眼看侯王”，而晚年卻因顧念自己的家人子女，不得已接受了秦檜要他給自己孫子做老師的邀請。
畢竟，“父母之心”人人有之，天下大多數(shù)父母都恨不得把最好的給孩子。陶公又何嘗忍心看自己的孩子，小小年紀就過著衣不蔽體的貧寒生活。
也許，有人會說，有必要這么糾結嗎？現(xiàn)在人不是想躺平就躺平，可是真的如此嗎？在書中，有一個“透網(wǎng)金鱗”的故事：兩個禪師在水邊散步，看到漁人正在那里拉網(wǎng)，有一條魚在網(wǎng)里拼命掙扎，終于跳出網(wǎng)外。一個禪師見狀，贊道：它真的了不起呀！而另一位禪師則說，它是逃出來了，但若一開始就沒被網(wǎng)住豈不更好？前面那位禪師就感嘆說：你真是缺少悟性??！
如果塵世是一張彌天大網(wǎng)，那我們無疑就是困在其中的魚。許多人一入塵網(wǎng)，便再也出不來了。而陶淵明幾次出仕為官，正是因為他曾掙扎過、徘徊過、痛苦過，最終又從網(wǎng)中跳脫出來。便如葉先生所說：“那才是真正得了大自由、大解脫，今后再也沒有什么東西把它網(wǎng)住了。”
不曾經(jīng)歷中間那個“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的階段，又如何看清人生的本相？如此，他才真正地放下，盡管心中難免惆悵，但已能自洽地生活。不然，怕是如我們大多數(shù)人，躺下也終難平。
變化的境遇中，不變的操守
孟子曾提出，世上有兩種圣人。一種是“圣之清者”，比如隱居首陽山不食周栗的伯夷叔齊。武王伐紂后，他們兩人就決心不再出仕為官，采薇而食，最終餓死山中。另一種是“圣之任者”，比如輔佐成湯的伊尹。曾經(jīng)“五就湯，五就桀”，誰用他，他就幫誰治理天下。他所關心的是天下蒼生，寧愿犧牲掉伯夷叔齊所看重的“個人清白”。
陶淵明無疑屬于“圣之清者”?！拔倚娜绶耸?，君情當如何？”“意氣傾人命，離隔復何有？”如果彼此的情感果真如匪石般堅定，即使相隔兩地也不會輕易改變。他內(nèi)心所持守的，是不變。
其實，一開始我并不能理解所謂“清者”，一個人躲起來不理世事，算什么真正的勇士？
況且如周武王推翻商王朝的統(tǒng)治，乃是救黎民于水火中，不是可歌可泣之舉嗎？辛棄疾，也曾說“富貴他年，直饒未免，也應無味”。但每回朝廷召他出來時，他依舊選擇為“為蒼生起”，臨死前仍大喊“殺敵，殺敵”，這不更應該是所謂圣人該做的嗎？
但后來發(fā)現(xiàn)，若時代背景切換到古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乃是封建社會的倫理綱常。如果一個君王犯了錯，臣子就可以用武力推翻他；那么，是不是一個父親有了失誤，兒子就可以教訓老子？照這樣下去，一個社會的秩序豈不亂套了。
而且，相比現(xiàn)在的陌生人社會，那時是“家國一體”，人與人之間真的存在千絲萬縷的親緣關系。如果一個家里都可以動不動兵刃相見，不是太可怕了嗎？
所以，也就可以理解“清者”避世的選擇。況當時陶淵明身處晉宋易代之際，政局黑暗、殺伐不斷，看不到一絲希望。君子不能兼濟天下，遂只好獨善其身。
人生其實沒有完美的選擇。有人認為伯夷叔齊白白餓死不值得，但他們覺得自己求仁而得仁、死得其所。有人勸陶淵明隨波逐流，“一世皆尚同，愿君汨其泥”，但他覺得“饑凍雖切，違己交病”，饑餓和寒冷都是很切身的痛苦，比之與在官場虛偽逢迎的煎熬，就不值一提了。
關鍵是在種種誘惑和時代變革中，你選擇堅守什么，并能為之付出怎樣的代價？能否像儒家所說的“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無論在怎樣變化的境遇中，都能有一個不變的操守？
如果生命注定要接受一場場考驗，在未蓋棺定論前，誰也不敢保證自己能否一直通關。就像我最近在讀的周作人，五四時期在北京大學任教時，也曾在文壇引領風潮，享有盛名。那時，他不曾料到自己會在抗戰(zhàn)時“失節(jié)”，由此在人生中留下一個永遠難以磨滅的污點。正是陶淵明所說“萬一不合意，永為世笑嗤”。
周作人曾在給友人的信中說：“我是尋路的人。我日日走著路尋路，終于還未知道這路的方向”。夜深人靜時，我也常問自己：能否有堅持自我的勇氣，又是否有權衡選擇的智慧？
我想，陶淵明也是在一次次的追問和反思中，越來越堅定自己的內(nèi)心。曾經(jīng)盤旋于天地間的一只孤鳥，也終是找到了一棵青松，從此“托身已得所，千載不相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