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狐貍知道很多事情，但是刺猬知道一件大事?！?/p>

說這話的人是希臘詩人阿爾基羅科斯，但令它廣傳為金句的是2500多年后的以賽亞.柏林。柏林說自己就是一只東聞聞、西刨刨的狐貍，無專攻領域，暢游思想史。但老狐貍對自己的評價可能也沒說實話。

柏林生在蘇俄，猶太人身份，少年懵懂年代即移民英國。離開“故土”前的少年柏林曾親眼目睹一名沙皇警察被革命群眾私刑處決，震撼與驚恐伴隨終身。彼時的歐洲大陸正處于20世紀頭20年的風云際會，蘇俄的紅白土地上，更是烈烈飄蕩著“全人類的困境有唯一真理解”的樂觀革命主義精神。柏林對此保持警覺、狐疑。躲在英倫三島一角，他細細觀察之后的宏大歷史不按任何個人意志緩緩地、劇烈地鋪開。愛因斯坦曾和柏林有過一面之緣，他說，“柏林是上帝宏大劇場中的一名旁觀者”。

三重糾結(jié)身份，少時顛沛境遇，柏林自己的經(jīng)歷讓他相信距離。距離產(chǎn)生冷靜。而這也體現(xiàn)在柏林的哲學思想中。

柏林首先不同意當時流行的價值一元論。價值一元論并非指全人類應該追求單一一個價值維度（比如自由，又或者平等）。實際上，價值一元論也承認人類價值觀多彩，你愛真理，我愛吾師，百花齊放，這些都沒問題。價值一元論的“一”體現(xiàn)在它認為所有價值的判定都應當用同一把標尺丈量。比如，師父和真理，對于全人類來說，就一定存在一個價值取向上的高低。簡單來說，價值一元論主張為各個價值觀排個座次。排座次就要分出第一第二。在價值一元論者的邏輯推演中，最后必定產(chǎn)生唯一一個價值觀能確定解答“什么是美好生活、什么是人生意義”等等終極難題。

這套理論在當代人看來可能有點呆萌，但它其實大有來頭。上起柏拉圖，至啟蒙運動時期被發(fā)揚光大，價值一元論被當時的人們大規(guī)模接納、相信的原因，不在于那個終極答案具體是什么，而是它向人們保證：有個答案，踏實往那兒走就好了。這就等于為生命的不確定性描繪出了可期待的確定性。于是，價值多元論成功地緩解了人們的焦慮，狠狠安慰了人心。其實到今天，也有大把平時不信教的“信徒”，為高考、婚姻、事業(yè)等人生大事而臨陣上山，磕頭進香。方式不同，但人類追求哪怕多一點點確定性的本性還是沒變。

對此，柏林不同意。柏林說，不同價值觀之間就是有沖突的（學術(shù)用語是有“不可公度性”）。真理和師傅，捍衛(wèi)一個則必然犧牲另一個，且他們之間的價值性沒法用任何一把尺子來衡量，當然也就不存在什么終極答案了。魚和熊掌，不能都選，也不分高低。沒辦法，這就是人類的永恒價值困境。以美國人是否能私人藏槍為實例。支持者認為配槍是個人自由的體現(xiàn)，失去自由即失去作為美國人的一切，萬萬不能；反對者說私槍泛濫對公共安全造成極大危害，近年來更是愈演愈烈。幾百次喪心病狂的掃射之下，倒下無數(shù)無辜冤魂，不禁私槍則美國難安。如果官司打到柏林這里，柏林一定會說：無解。個人自由vs.集體安危，雙方都是人類美好的終極價值觀，無論哪一方獲得勝利，都只是一個終極價值觀以犧牲另一個終極價值觀為代價的勝利。以一敗換一勝，終究不是勝利。只是無奈。

柏林的這套觀點被稱為價值多元論，它已成為當代思想的一派常識。

除了價值多元論，柏林更為人知的理論貢獻在于對“自由”二字的深刻洞見。自由本是一個被太多人聊輕薄了的厚重之詞，要到柏林這里，巧妙二分為“積極自由”和“消極自由”，才真正為它正名。明天再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