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康有為維新思想的萌發(fā)

嚴復在近代思想文化史的地位，實質(zhì)上是一個啟蒙者。他雖曾鼓吹、呼吁變法，但后來卻極力反對變法。

同樣的困惑，康有為的思想中依然存在。他們都是國學大師，太了解中國文化特質(zhì)與變法思想之間存在的差異與悖謬。

嚴復對待變法的模糊態(tài)度、康有為維新變法理論的辛苦創(chuàng)建，從一個側(cè)面足以說明：在古老中國實行變法之曲折艱難。

即便是微小的想法與動作，亦絕非圣賢志士而不能為之。稍不留意便會失敗，結(jié)果就是血的教訓與生命的代價。

僅此而論，中國歷史，就是一部興衰之交的變法失敗史；相似的歷史故事，總是在不停地輪回。

當時中國，因?qū)χ袑W和西學都有很深的造詣和獨特的見解，嚴復的思想水平和理論水平均已達到巔峰；然而，嚴復的政治主張卻十分保守。

嚴復認為：國之不強，是因為做為社會細胞的民眾民智守舊、民風落后、民力貧窮所致。

因此，社會的進化和變革，當務(wù)之急應(yīng)使國家富強；而國家要富強，就要維新變法；變法之根本在于教育國民，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云云。

簡而言之，嚴復的政治主張，頗似如今的素質(zhì)論；他不贊成中國立刻實行西方國家的民主政治。嚴復這一政治主張，在傳統(tǒng)文化意識支撐的中國社會上層，很有市場。

康有為從嚴復的思想理論和政治主張中得到啟示。所以，他一直試圖以國學殘存的相關(guān)變法理論，闡釋自己的維新思想，以期從社會上層，尋求變法的突破口。

二、康有為主持公車上書

康有為，廣東南海人，近代維新運動理論的創(chuàng)建者；有南海圣人之譽。

1895年4月，《馬關(guān)條約》簽定的消息傳到北京，清廷舉人正在參加當屆會試，遂引起愛國舉子的極大憤慨。康有為和梁啟超等人組織發(fā)動應(yīng)試舉子聯(lián)名上書請愿，要求清政府不能批準簽約。

康有為親筆寫下過萬言的請愿書，呈遞督察院，當場就1300多名舉人聯(lián)名簽字。這就是近代聞名的公車上書。后來，清廷以已經(jīng)簽約，不可挽回為由，拒絕了這次請愿。

康有為們在請愿書中，痛陳列強侵略，對民族危機憂心忡忡。他們從政治經(jīng)濟、軍事教育等方面，提出變法維新的強國主張和救國方案，初步提出建立類似于西方國家議會制的政治要求；具有一定的愛國性、思想性和進步性。

這次請愿，也打破清王朝士人不可涉政的陳規(guī)。雖然請愿要求沒有被清廷采納，但他們的愛國行動得到進步官員的贊賞。

本次會試，康有為中榜，授工部主事。但康有為沒有到職，繼續(xù)從事維新活動。他歸納群策眾議，把請愿書內(nèi)容又增刪數(shù)次，向光緒皇帝繼續(xù)上書，強調(diào)自己的變法主張。其中提出三個大膽的建議：

1、上策：采法俄日以定國是。行之可強。

2、中策：集群臣謀變政。行之猶可固弱。

3、下策：任疆臣各自變法。行之不盡亡。

清廷各部官員閱罷，皆因內(nèi)容涉及政體，恐怕受到牽連，都緩于代向光緒帝傳遞。但康有為的請愿書切中時局、言真意切、內(nèi)容充實；故被官員廣泛傳抄，在清廷政壇和社會上引起極大的震動與反響。

后來，康有為上書的精華內(nèi)容，又被津滬多家報紙全文刊載。1898年初，光緒皇帝終于在報紙上看到康有為的上書；閱后深為感動，遂即表示堅決不做亡國之君，一時堅定了變法決心。

光緒傳令召見康有為，共商國是，但被奕訢以本朝官員，非四品以上不得召見為由，屢加阻攔；后改由李鴻章、翁同龢等五部大臣共同對康有為“問話”。

他面對五部大臣的詢問詰難，慷慨陳詞，對答如流，得到帝黨要人翁同龢大加贊賞。接著，翁同龢極力向光緒保薦，稱康有為強過自己百倍有余，請舉國聽之云云。光緒再欲召見，又受到奕訢的阻攔。

康有為并未恢心，繼續(xù)上書，鼓動光緒履行變法。但康有為采法俄日、以君主之法，行民權(quán)之政的建議，絕對行不通。

其一，因為光緒皇帝不像彼得一世那樣掌握實權(quán)。其二，中國維新派的力量，與日本維新派的力量根本無法相比。因此，注定中國近代維新運動暗淡的前景。? ?

三、康有為其人其學

康有為，1858年生于廣東南海一個官僚地主家庭，19歲即從師于廣東名儒朱次琦。后來專研學習道學、佛學和陸王心學，具有很深的國學功底；但卻總是憂患百經(jīng)未聞道而心生厭倦。

時值列強瓜分中國市場，使二十歲出頭的康有為憎恨侵略者，不滿清政府；心中強烈要求改變現(xiàn)狀。接著，康有為毅然放棄修學走上社會，尋求救國真理。

他歷游中國南北，廣泛接觸進步人仕，研讀經(jīng)世致用之學和洋務(wù)派思想家早期的維新著作，接受新風氣和新風潮的洗禮。

當他看到香港和上海的殖民區(qū)內(nèi)人情風氣良好、社會秩序井然，始知西方治國有度，不似古之所謂夷狄之屬。遂開始購西書專研西學。經(jīng)過幾年的探索，他認定西方文化優(yōu)越于中國文化。

1888年，康有為借進京應(yīng)試之機第一次上書清帝，痛陳中國強鄰四逼的危局，提出必須變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變法主張。這次上書雖然失敗，卻廣為學界稱頌。

康有為此榜未中，回到廣州后開設(shè)學館、收徒講學、著書立說。講學之時，他一反舊式學館講授宋明理學的陳規(guī)，大講中外之故，探求救國之法。

其時，學生中的梁啟超、麥孟華等人都是他的得意弟子，后來都成為維新運動的中堅骨干和領(lǐng)袖。

1895年，當康有為和弟子再次進京應(yīng)試，恰聞《馬關(guān)條約》簽定的消息，接著公車上書，再次表達自己的變法主張，得到社會開明人士和進步官員更大贊賞。

康有為此榜得中，授工部主事。但他并未到職，繼續(xù)探求救國理論，進行維新活動。期間接觸嚴復的《天演論》，為之驚喜，受益非淺。? ??

四、變法理論的創(chuàng)建

康有為認為：欲在中國實行變法，先必須說服清廷的頑固派。從講學至1888年的十余年間，康有為陸續(xù)著成《新學偽經(jīng)考》、《孔子改制考》和《大同書》等作品，完善自己的維新理論。

1891年，他刊印《新學偽經(jīng)考》，在于說明代表封建正統(tǒng)思想的古文經(jīng)為偽經(jīng)。

康有為考證說：古文經(jīng)，是西漢末年由劉歆幫助王莽篡漢而偽造，是王莽新朝之學，當稱新學；新學偽經(jīng)，湮滅了孔子提倡改革的微言大義。特注：此“新學”之新，乃王莽新朝之新，而非“西學”之新。

康有為又說：西漢時代的今文經(jīng)、即《春秋公羊傳》系孔門足本，并無殘缺。再注：儒家經(jīng)典《春秋公羊傳》含有變革思想。

康有為還說：清代正統(tǒng)學者，不辨古文經(jīng)之真?zhèn)?，高談的漢學，實乃王莽新朝的新學偽經(jīng)是也云云。

呵！經(jīng)康有為如此一“考”，大清帝國的理論基礎(chǔ)：即所謂“清學正派”的根基，一下子發(fā)生動搖。

再者，此書之旨，又在提示人們對中國古籍不要迷信，皆須重新考評。

康有為對古經(jīng)文思想如此變通，無疑是對頑固派的致命一擊。為自己的變法奠定思想基礎(chǔ)。

歷時六年，康有為于1898年刊行的《孔子改制考》，更是他精心編著、為維新運動建立理論的奇妙之作。

五千年文明的古中華，有著頑固的文化思想痼疾：既便到了最后的生死關(guān)頭，一直都諱言政治革新。

所以，康有為必須這樣做，從儒家經(jīng)典中先建立變革思想。《孔子改制考》的內(nèi)容精華主要有如下兩點：

1、創(chuàng)立孔子改制說。此說在于向頑固派文化人傳遞一個信息：變法其實并不違背圣人之教。從而變法創(chuàng)建理論基礎(chǔ)。

2、創(chuàng)立新三世說。康有為把嚴復社會進化論的思想，融合于歷史進化中推演糅合，做出符合變法思想的新解。

簡明的說：用近代資產(chǎn)階級的維新觀，附會古代儒家的公羊派變革學說。康有為創(chuàng)立的新三世說認為：人類社會的歷史，是沿著據(jù)亂世、升平世、太平世三個階段向前進化。

據(jù)亂世，是君主專制時代。升平世，是君主立憲時代。太平世，即民主共和時代。人類社會如此發(fā)展，是歷史進化的必然。

康有為特別認真地強調(diào)說：當下中國，處于要通過維新變法，從據(jù)亂世向升平世過渡的危急時期。

呵！經(jīng)康有為如此一“考”，宣揚天不變、道亦不變的頑固派，立時傻眼；那些宣揚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循環(huán)歷史觀的古文人，也顯得蒼白無力。

康有為師法嚴復，通過對儒學和孔子形象的大膽改造，為中國近代資產(chǎn)階級的維新運動，嫁接一套“中西合璧”的變法理論，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之下，雖說還無法掙脫封建制度的桎梏，但卻頗具獨到、進步的特色；也是為了讓清廷統(tǒng)治者對維新變法運動，先從思想上有所適應(yīng)。

康有為創(chuàng)立的維新理論體系，自有他的進步價值。

他的這套變革與變法理論，不但對近代資產(chǎn)階級變法運動起著鼓舞指導作用，并對以后革命派革命理論的創(chuàng)立，都有重要影響和深刻啟迪。

唐都浪子《近代國學大廈的坍塌》之：維新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