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資治通鑒》記史為何從公元前403年啟始？

翻開《資治通鑒》，周紀一即啟曰：“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姬午初次分封晉國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國君?！?/p>

由此，我腦子第一時間冒出的問題是：司馬光編寫《資治通鑒》，其記史為何從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姬午初次分封晉國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國君”事件啟始？

對此，新浪“愛問”（作者 金明）回答如下：

一般史書記史，或肇于某個朝代，或始于某個帝王，而作為通史的《資治通鑒》則異乎尋常，從東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始記。這是為什么呢？

公元前453年，韓康子、趙襄子、魏桓子聯(lián)手消滅了當時執(zhí)掌晉國的智伯的勢力，掌握了晉國的實權，但名分上還是“卿”，是周朝的“陪臣”，而不是諸侯。

按時俗，要成為諸侯國，必須得到周天子的任命。當時的周天子已形同虛設了，于是在公元前403年，三家派代表向周天子討封，周天子做順水人情，封趙籍為趙侯，魏斯為魏侯，韓虔為韓侯。至此，韓、趙、魏正式成為三個獨立的諸侯國，晉國隨之消失，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三家分晉”。

司馬光奉【宋】英宗之旨編撰歷史，旨在“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給封建社會的君主提供可資借鑒的史實。司馬光“通鑒”從公元前403年開始編年記史，自有他的道理。抑或是因為此前史料的缺乏，抑或是因為此前的史料雖有，但司馬光不以之為“信史”。但更重要的是司馬光認為“天子之職，莫大于禮，禮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謂禮？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名分是最最重要的。而“三家 分晉”的事件是“三卿竊君之權，暴滅其君、剖分其國”，是“王法所必誅”的，而“威烈王不但不能誅之，又命為之諸侯，是崇獎奸名犯分之臣也”。為了“謹名分”，故而記史肇始于公元前 403年的“三家分晉”，以警帝王。

再者，司馬光是為了給封建君主提供借鑒的，當然要選擇相似的社會格局中的史實。而隨著“分封土地，建立諸侯”制度的瓦解，隨著“初稅畝”的出現(xiàn)，社會性質(zhì)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到“三家分晉”時，中國封建社會的格局已經(jīng)形成，其與（當時）北宋社會現(xiàn)實比較相似。所以，他寫“通鑒”就從此記史，以為封建帝王的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