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嘉映：剛剛說到確定性，我想補充一下，就是說"科學追求確定性"這話也許對，也許不對。我覺得要考慮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有各種各樣的"確定性"。舉個比較典型的例子，比如我說"丁丁你到我這里來一下"，丁丁難道會問"到東經多少度北緯多少度"嗎？，當然不會。其實，"到這里來一下"是一個很不確定的說法，但是在我們所要求的范圍內已經足夠確定了。維特根斯坦有一個特別好玩的例子，有一次，他叫他的仆人把那個切面包的刀拿來，結果他的仆人拿來了一把刮胡刀，他說我要的是切面包的刀，那個仆人說我給你的是一把更精確的刀。科學說"確定性"也有一點對，但是因為時間關系，背后的東西我就不再講了。
我還是回到我們關于道德的腦科學研究上來，我其實想反復說的就是有些事情科學是無能為力的。像比如"善和惡"，我們無論做多少腦科學的研究，無論做多少動物行為的研究，如果我們都同意猴子這樣做是"善"（本文由微信公眾號“慧田哲學”推送），那樣做是"惡"，但是關鍵的問題永遠是我認為這個是"善"，而你認為不是，比如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如果科學家事先并沒有說明哪個是"善"哪個不是，那么做的實驗會有另外一種意義，但是在決定"善惡"這一點上是毫無意義的。即便我們找到了動物行為的一些方式，比如我們證明了猴子也有天然向"善"的一面，但是這是因為我們已經同意了"善"是什么意思。
汪丁丁：明白了，還是一個翻譯的問題。就是還得有一套語言，也就是說我們三人都有了一個關于"善"的共同標準，因為看到其他猴子被電擊，結果那只不去拿香蕉的猴子的行為被我們先在的認為是一種"善"，因為康德的"善"的范疇為自然立了法。
陳嘉映：比如美國人把"911"的襲擊者看作是恐怖分子，是惡人；但是巴勒斯坦人卻把他們當作英雄，那么我們無論做多少實驗都沒有辦法證明什么是"善"，什么是"惡"。
葉 ?航：我覺得這是另外一個層面的問題。意識形態(tài)和科學是兩個不同的領域，就象政治和政治學也是兩個不同范疇。比如說，道德進化論今天已經到基因的層面了，物理學已經進入量子物理的層面了；但是你要宗教信徒認為這個世界是這樣的，而不是上帝創(chuàng)造的，他還是不相信。所以，我覺得你剛才說的是另外一個層面的問題。
陳嘉映：我覺得這里可能還是有一個小小的問題。也就是說實際上絕大部分基督教徒也是承認進化論的，這是一個事實。但是我們假設他們不承認，也只是對于結果的不承認。我現在講的是這些科學家們只是要在他們中間取得一致，并不是他們要和其他人取得一致。當你用動物行為來研究"善和惡"的時候，并不是說你要用這個結果來說服別人，而在于在他們之間能不能取得一致的結論，所以這的確是有一個層面上的不同。
葉 ?航：是啊?？茖W或者說哲學和道德哲學研究道德，按照汝倫昨天的說法，是對"最基本問題的一個根本思考"，它要研究的是道德的本質是什么，道德是如何起源的，人類道德規(guī)范和道德制度是如何發(fā)展的，等等諸如此類的最基本的問題。按照你剛剛的說法，這類研究如果有可能，首先需要有一個共同的"話語平臺"。而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間，根本不具備這樣的對話平臺，他們之間的矛盾沖突是一種利益之間的矛盾沖突和意識形態(tài)之間的矛盾沖突。對他們之間是非恩怨的判斷，已經超出了我們今天對話的主題。從我們的主題出發(fā)，應該討論的也許是，比如在以康德為代表的歐陸道德哲學與以休謨?yōu)榇淼挠⒚赖赖抡軐W之間，有沒有可能找到一條融合的道路？當然，這個問題太大了，今天上午肯定沒法展開了。好在下午我們還有一個小范圍的對話，我想我們可以深入地交流一下彼此的看法。
陳嘉映：無論是什么層面的問題都應該放到一個更大的統(tǒng)一體下來看，這個當然是一個美好的愿望。但是我們說"對立統(tǒng)一"這個話好像有點太容易了，比如巴勒斯坦是一面，以色列是一面，但是你真的把它們放到一個更大的范圍來看，他們其實也是統(tǒng)一的。這樣當然是很好，但是問題就是沒有人能夠站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人之上，當然你可以說美國正在試圖做這個事情，但是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人愿意嗎？這樣與其說統(tǒng)一的話，還不如叫對話來的確切。當然對話這個概念背后也有好多東西值得我們進一步探討，站在一個更高的層面我們就是在logos里面跳，來進行對話。所以我也期待著下午的對話，能夠對一些問題進行更深層的討論。
學生1：昨天丁丁老師和張汝倫教授呼吁說，在人被異化的市場生活中，要保持人文精神。我今天有一點點給"科學主義"辯護的味道，因為在一個被異化的社會中，我們每一個人反抗異化，這本身就是對的。我們無法把握地被投到這個市場中，我們的自由意志受到了壓制。因此我認為，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追求科學是對的，從這個角度上對于"科學主義"建構的一種生活體系的追求也是無可厚非的。
陳嘉映：對于"科學主義"，我只想說我們對"科學主義"的批評應該更加中肯一點，不要走近路，不能太輕易?，F在這種技術世界的統(tǒng)治，這是一個形而下的問題，但是也是一個形而上的問題。技術統(tǒng)治不是一點點的使用技術的意思，可能也有同學會提到海德格爾，海德格爾說技術統(tǒng)治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命運，而不僅僅是一個形而下的問題。當然這個問題的確比較復雜，我一般也不認為單單呼吁"人文精神"就可以了。我自己作為人文學者有人呼吁"人文精神"對我來講當然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但是我覺得也經常是一條太輕易的路。實際上對于我們這個世界的破壞，也是通過科學才知道的。比如像臭氧層空洞，我們對這個東西似乎感覺不到，你也是通過科學手段才知道這個結果的。所以技術主義者也并不都是反人類主義者，實際上有很多技術主義者也特別具有人文精神，只不過他們認為我們要倒退回去已經不可能了。昨天汝倫也說牛車好還是火車好，不管是什么車好，我們今天還是坐火車，因為你想坐牛車都已經坐不到了。這就是說，我們的生活方式并不是我們說改就可以改的，它是一個系統(tǒng)工程。你可以說你現在不用電話，或者我不用電腦、不看電視；但那都是你個人的一個選擇，一種姿態(tài)；這個姿態(tài)也許是有意義的，但是肯定不是可以根本性改變的東西。所以我們就需要討論在一個更復雜的局面中，來衡量這種"人文精神"或者對"科學主義"加以遏制，這是我的一個想法。
學生2：我覺得可以這樣評價3位老師，都是后現代的人。后現代其實分成了兩個流派，一個是后期現代主義，一個是反現代主義。剛才幾位老師在強調科學的時候似乎是站在后期現代主義的角度，說科學具有局限性，所以"人文精神"很重要等等。但是人文也有它的局限性，幾位老師在這個方面也有一點分歧。我想問，既然"人文精神"或者科學都是一個相對的領域，那么我們把人本身放在一個什么樣的位置？是某個領域當中呢還是幾個領域交叉或者是幾個領域之外？這幾個領域之間是一種絕對化的相對呢還是一種相對化的相對？
陳嘉映：我們的用語可能不是完全一樣。作為后現代的人，如果從線性時間序列上來講我們不能否認這一點；但是在今天來講，我是不管后現代的話題的。我曾經在一個山里面呆了一段時間，我寫過"一座古時山，一個古時人"。我覺得我是屬于一個"古調君自愛"的那種人。你說把人放在什么樣的位置，我覺得今天的問題都有點怪，我的一個想法是這樣的，有些東西是能夠純粹客觀化的，能夠用間接知識來了解，有些東西卻不能，包括我們剛才講的"善、惡、愛"等這些東西，這是不可能找到一個絕對客觀的科學的辦法的。因此我也防止像丁丁和葉航他們這些經濟學家的帝國主義傾向，就好像我們人類生活的一種最科學最完美的解釋是由經濟學提供的。因為我們的專業(yè)不同，每一個人都在爭自己的領地，我只是想表明有一些問題是不能在科學的領域，不管是自然科學層面還是社會科學層面被解答的。我并不是泛泛的說我們要保持一種"人文精神"，我是說有些問題的解答必須找到一個另外的層面，這個層面是永遠都沒有一個確定的理論構架的。如果可以這樣講的話，那么這些爭論就永遠都是哲學的爭論而不是科學的爭論。當然我并不定義什么是哲學，我就是這個意思。
汪丁丁：我替嘉映做一個腳注，這本《語言哲學》是值得看的，在最后的幾頁里你能看出這樣的一個意思，大致是說：只有在可能世界的框架里，才有可能理解這個世界的意義。這就是維特根斯坦說的"世界必須在定義之外"，可能世界意味著多重可能，所以對于"確定性"的討論可以先放一下。
學生3：首先，我認為意識形態(tài)只是為了方便統(tǒng)治的工具，并沒有值得進一步討論的必要。其次，我認為像葉老師這樣把"愛"等科學化的傾向是非常值得懷疑的，對于我來說，"愛"一定不是什么物理化學反應，然后在腦部的表現怎么樣，盡管這可能確實是正確的，但是我一定沒有辦法接受。
汪丁丁：我替葉老師解釋幾句，葉老師是一個非常嚴肅的學者，就我所知。而其實今天大家有的疑問是因為陳嘉映老師沒有講完，因為我們一直沒有時間讓他講完。他實際上想講的就是日常性的場景性的知識的作用，在今天被極大的低估了，對于人生的意義對于科學的意義，是這件事情。
陳嘉映：我首先很感謝這個學生，因為在這一點上我和葉老師有爭論，你反對他就等于是支持我。你說的我都很贊成，但是我還是想提醒兩小點，就是比如說"愛情經濟學"這個詞可能不是特別好，最近有一個法學家叫做波斯納，他就專門有一本書從經濟學的角度來分析法律上的婚姻等等，和一些社會生物學家從生物行為方面討論一些人的行為模式差不多。我是這么想的，我反對任何一種學科作為帝國主義強加到別的學科頭上，籠罩我們全部的知識領域，但是這些書的作者可能本身完全不是一個科學主義者，而且他的書本身是很有意思的，從他那個角度來理解愛情雖然不是一個對于愛情完備的理解，但是他畢竟提供了一個你平常沒有想到的角度。
第二個就是問題比單純討論人文和科學要復雜一點，比如在法庭上我們處理一個罪犯，假如他殺人很殘酷；但是我們如果從純科學的角度來講，他殺人和不殺人沒有什么太大的區(qū)別，就是一連串的腎上腺素的分泌導致腦細胞的一些電擊，一些電化學反應就導致了殺人的結果；當然法庭是不能采信這樣的科學佐證的，但是我們知道在法庭上他們經常要科學家來作證；這兩個我們如果完全拋開，我們是站在人文一面還是科學一面或者站在常識的一面，當然就比較好說了；科學歸科學，常識歸常識，但是我們生活中的很多東西是交織在一起的，有些事情我們就是需要"確定"；在這種事情上的確超出了我們的自由意識所能做的，我沒有給出任何答案，實際上你在生活中想事情的時候，要比"科學和人文"簡單的兩分復雜的多，我就這么一個老生常談的話。
汪丁丁：問題就是現實的世界不給我們構造更精致的結構的可能性，所以我總是得推薦嘉映這本書《語言哲學》，因為我們在評論或者批評一個報告人的觀點的時候，如果完全不知道他想說什么，那么批評就是不當的。知識是肯定演化的，古典的邏輯學不能從馬是動物推出來馬頭就是動物頭，但是只要我們把拓撲做的更加細致一點就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任何一個概念都是一個集合，但是現實的世界、有意義的世界并不是這樣的。就比如像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雙方執(zhí)著于不同的上帝你就沒有辦法。你說可以建構一個超越巴以雙方的上帝嗎？上帝死了之后，很多神學家試圖建構新的神學，但是我們從韋伯之后就知道這是不可能的?，F在的問題在于上帝死了之后，眾神出現，你奉獻于哪一個呢？這就是在我們生活世界里的意義，在上帝還在的時候你服務于上帝，在上帝死了之后你的意義缺失了。人只能活一輩子，這個并不是抽象的人，是我們每一個真實存在的人，只能活一次，那么對于我們來說，最高的意義是什么？人的一生為什么活著？你可能一生干了很多轟轟烈烈的事情，但是到快死的時候你可能發(fā)現都是沒有意義的，我們今天的人很多人不知道有這樣的意義缺失。
如果這個世界上人的認知結構改變了，地球上的人不知道人的一生活著需要某種意義的支持，那么這個意義的問題就不會再被提出來了，在演化均衡里面就沒有意義這個問題了。如果一個真正有根本意義的問題，如果沒有一個人意識到這個問題所賦予的意義的缺失，那么這個意義問題就永遠不會被提出來，于是就陷入了一個怪圈，大家理解我這個意思嗎？我們每一個人只能活一次，如果你這一生的意義你意識到了，終極的意義是什么呢？是奉獻給一個神。但是神死了，那么意義是什么？你活著為什么？巴以沖突實際上是兩個不同的神，它是排他的。因為你的一生是不能割裂的，你的一生只能奉獻給一個最高的意義。如果有100個汪丁丁，一個獻給上帝，再一個獻給真主等等，這樣當然是可以的，但是關鍵問題就在于我們每一個人都只有一次啊。當我們說"存在"的時候，這個含義就馬上凸現出來了。我們的困境就在于意義的缺失。
陳嘉映：其實今天我準備了一個講稿，但是肯定是講不完了。不過后面的討論，我覺得也沒有損失什么，我后面的論證雖然沒有做，但是我的主要觀點我都已經說了，可能是沒有表達清楚引起了一些誤解。丁丁剛才講到意義的問題，其實我剛剛也說了"上和下"，這個如果要有意義，必須有一定的前提。比如說有一個平面，確定了地球的位置、時間等等，然后我們來說"上和下"才是有意義的。推而廣之，實際上任何意義都是有條件的，都是在一定背景下才有意義。我說的條件不是現在一般說的"語境"，條件是條件，語境是語境。語境是在變化的，比方我說下雨了，我的意思是讓你帶傘，或者讓你關窗戶，這是語境，這是同一句話在不同的語境中的意義。但"上、下"不是一個語境的問題，它是永遠存在的，它永遠帶著這個條件出現。所以，所有的意義都是有條件的。當然這個是海德格爾的一個重要思想，意義只有在有限的條件下，它才是有意義的。因此，只有會死的人才有意義。對于我們設想的無始無終的，是沒有意義的。長生不老我們都挺希望的，當然如果你真的長生不老，你設想一下，你所有的意義都消失了。因為你今天不作的事情明天都可以做，也就是說你不會再有任何欲望和沖動，其實是我們的有限性賦予了我們這種意義。這話可能又有點形而上學的味道了。對于泛泛的討論人生的意義是什么，我個人并不認為這是有答案的。因為所有的意義都產生在你的特殊的生存條件中，這就是我關于意義的一個想法。
學生4：陳老師你可以談談你怎么發(fā)現海德格爾的嗎？
陳嘉映：你是問我怎么樣接觸到海德格爾的吧？實際上我當初考到北大外哲所當研究生，是一個教馬列的老師帶我，有一天他找我聊天說我們所里有一個叫熊偉的老先生，是學存在主義的，雖然（按照當時的觀點）他的學問都是錯的，但是國內就這么一個學者了，他的東西就快失傳了。所以他對我說，你能不能委屈一下，別來學馬列了。對于我來說實際上是一個更好的選擇。我當時剛剛讀了黑格爾和康德，所以對于那種龐大的體系有一種抵觸的情緒，一讀海德格爾也覺得不是很喜歡。這時候熊偉老師就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他把《存在與時間》的德文本給我，他說我不能保證你喜歡海德格爾，但是我能保證你認真讀下來之后不會覺得浪費了時間。那么一個老學者這樣對你說，你當然就很相信。所以我就跟進去讀，讀了之后當然覺得收獲非常大了。其中一個收獲，就是有人說形而上學自古到今都在思考同樣的問題，這個恐怕是有道理的。但是思考的用語還是不一樣的，在海德格爾那里有一種康德和黑格爾所沒有的現代精神。當然他的書很難讀，但是你一旦讀了之后就會發(fā)現他和你的所思所感來得更加親近。也許你研究同樣的問題，但是你的進路就顯得比較親近了，這個對我來說受益特別多。
我后來研究的主要方向就是20世紀的西方哲學，有一些同學要我多講一點古典的東西，我不能講希臘哲學，因為我希臘文幾乎就不懂。但是我覺得從現代哲學入手也有一些好處，它跟我們的感覺比較貼近一點，所以我覺得哲學史的教法也許可以反過來教，也許可以從20世紀這樣倒過來教，而不是像以前一樣從古希臘開始講起。這樣倒過來講的時候，你會發(fā)現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阿奎納這些人思考的問題和我們這么有關系，但是正著走的時候你可能不覺得，你反而會覺得這些問題怎么這么遙遠呢？他們在說什么呢？因此考試可能都是死記硬背的。但是你從海德格爾、維特根斯坦倒回去讀，這種源頭性就更能體會了，現在有很多人推崇讀古希臘哲學，我不反對，但是進路我覺得有時候可以倒過來。
我現在實際上在開一門課，這門課叫做《知識論》，跟金岳霖的有一點差別。不是一個平面的，而是帶有歷史維度的。過于"細化"，我在講演的時候一向都是避免的。道理很簡單，因為大家的知識背景不一樣，興趣也不一樣，我們就多多少少找一個大家都還有點興趣、都能聽懂的地方。知識論這個題目，可以有很多細致的內容。比如16、17世紀為什么先從天文學開始革命？亞里士多德那個時候，地上的事物和空中的事物是兩類事物，對于人類來說一直有一個不變的標準和空間在映照著我們的生活。人類最大的沖擊就是伽利略用望遠鏡發(fā)現天體是物質的而不是純精神的，因此兩界合一了，天和地合一了，這比尼采說"上帝死了"要早得多，它給西方思想界帶來了一個巨大的沖擊。古典的"宇宙"這個詞，是一個有秩序的世界和一個有分野的世界。因此近代天文學一旦出現就造成了世界坍塌的問題，逐漸就開始向混沌走了。所有的民族都有神話，包括中華民族一開始也認為世界是混沌的，后來就分開了。但是16、17世紀以后，有意識無意識的又開始從大爆炸往回走了。但我在這里就不再長篇大論講下去了。
學生5："be"這個詞有人認為應該翻譯成"是"，而不是"存在"，你怎么看？
陳嘉映：這是一個相當專業(yè)的問題了。從學理上來說，確實應該翻譯成"是"，但是在實際上你全都翻譯成"是"就沒有辦法讀了，而且翻譯成"存在"也不一定就不對，因為基本概念是不可能靠翻譯解決問題的，我總認為翻譯的語言是一種車啊船啊一樣的東西，是工具而不是本身。
學生6：我問的問題是關于語言的問題，陳老師你剛才說不同的語言可以通過翻譯來解決。但是翻譯也有很多問題，翻譯就是一種解釋，這樣的話就有翻譯者的立場和價值觀在里面了，這個問題你怎么看呢？
陳嘉映：這又是一個大問題。其實我們在討論這些問題的時候有一個一般的原則，就是最好你去做一點。關于翻譯的爭論，哪怕你動手去翻譯兩頁，你就知道翻譯中失去的是什么，贏得的又是什么。那么，翻譯是不是總是一種誤讀？現在的文化批評領域啊，空話特別多，比如一切閱讀都是誤讀，那么我們還分不分很厲害的誤讀和不太厲害的誤讀呢？有些東西就是大家都在嘴上說著，比如克羅齊的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都有這些問題。而翻譯是不是都是一種解釋啊，也是如此。但是翻譯也不全是一樣的，如果是科學文獻的翻譯，你失去的東西可能就少一些；但是對于詩歌的翻譯來講，失去的就是詩本身這樣的說法也有。這當然也不是三言兩語就可以說完的，我這里說的其實都是一些評論而不是回答，但是這些評論我是想用它來警惕現在一些流行的說法。
學生7：我剛才聽幾個老師說到意義的問題，說只有因為人的有限性才有了意義，我這里補充一點，我覺得不僅是因為人是有限的，而且在于人能夠認識到這種有限性，所以才有了意義。
陳嘉映：這個在海德格爾那里根本就不成為問題，因為對于海德格爾來講只有人是有"死"的，所以人意識到這個有限性才有了意義。而他根本就把其他的動物當成物，所以這個問題對于海德格爾而言是不存在的。
我再說一點今天本來要講的東西，科學所要建構的世界，是另外一個層次的世界，它和常識中的世界并不矛盾，因為它們使用的概念是不一樣的，就是說當牛頓和笛卡兒把這個叫做"運動"的時候，和我們看到這個杯子"靜止"是不矛盾的，它是在另外一個層面上說話。包括地球繞著太陽轉，我們再相信哥白尼的人，仍然天天看到太陽繞著地球轉，這不矛盾?？墒钦軐W上講"愛"、"自私"，這些是矛盾的。我舉個例子，我們不能像貝克萊那樣說在某一個層次上這個外部世界不存在，但是在我們的常識意義上這個外部世界存在；因為貝克萊主要爭論的就是常識的意義，他可能用了哲學的用語，但是爭論的還是我們常識世界中的外部世界存在還是不存在的問題；但是像哥白尼就根本沒有在爭論這些事情，這是一個可以展開的話題，但結論就是這樣的。我想區(qū)分"科學"和"哲學"，姑且就這么說吧，它們對于"常識"沖突的意義是不一樣的。
學生8：我覺得現在自然科學離我們的日常生活越來越遠了，那么您對于我們生活在這些常識中的在座的人有沒有什么建議？
陳嘉映：這很像最后一個問題，有點做電視節(jié)目的意思了?，F在是這樣，就是說對于科學的理解方式離我們越來越遠，乃至于我們不經過大量專業(yè)訓練就無法理解任何一個科學本質，但是科學的結果卻離我們很近，乃至于我們舉手投足都不能離開科學技術對于我們的影響，這個是我們生活的困境。如果說只是生活便利了，我們可能會站在技術主義這一面，但是在我看來人是天生需要有理解的生物，就是對意義的追求是人的定義中的一部分，那么在這個層次上的確可以提出科學有沒有意義這樣一個問題。
如果說作為一種愿望來說，說不上是一種期待，作為我們的大學生在大學里，university本來就有一個"綜合"的意思，是各種智慧和學說的匯集之處。但是我們現在到大學來差不多有兩個目的吧，一個是提高我們的智慧，一個是增加我們在社會上生存競爭的能力。后一個目的幾乎是無法排除掉的，因為生活就是這樣，你什么都學不會，以后你到社會上競爭就很困難。但是我就希望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該盡可能保持一點平衡，而不是把大學當作大專來上。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你還是應該去探索大學的本意，得到一種綜合的教育。我們現在講人文素養(yǎng)，但是我們同樣要問那些文科學生的科學素質怎么樣？這個也是非常重要的，否則人文精神就會越來越空洞，乃至在道理上行不通。
我最后再說一點，生活的技能固然是重要的，當然這是一個老年人在對青年人說話，也許活到我這個年紀你多掙一點，有更好的房子和汽車，也許能成為你幸福的一部分，但是它是相當不重要的一部分，而這被現在流行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意識形態(tài)完全掩蓋掉了。你們的生活會教會你們，實際上使生活更幸福的事情不是這些。雖然是老生常談了，但是我是將它作為經驗之談來說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