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chuàng)?大禹作的九鼎到底啥樣？

我們生活中會說到一言九鼎，這個“九鼎”，可能有些人知道是指象征權(quán)利的九鼎，可能還有一部分人知道源自東周楚國問鼎中原，但估計很少人會將這個“九鼎”與夏代的大禹聯(lián)系在一起。而文獻中最早提到九鼎的恰恰與夏禹有關。

《左傳·宣公三年》有一段記載楚莊王問鼎中原時王孫滿的對答，其文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奸?！边@段話是文獻中最早提到九鼎的記載，意思是說“從前夏朝正當有德時，構(gòu)思遠處方國的各種物象，讓各州進貢青銅，（用進貢的青銅）鑄造銅鼎，并在鼎上描?。?gòu)思好的）各種物象。各種物像都具備在鼎上了，讓人民能識得神物和惡物。”

《左傳》這條文獻最早說到夏禹制九鼎，后世基本轉(zhuǎn)引此文獻。但后世的轉(zhuǎn)引存在嚴重的個人臆想現(xiàn)象。比如東漢王充《論衡》中有兩次轉(zhuǎn)引這段話。其中《論衡?驗符篇》說：“夏之方盛，遠方圖物，貢金九牧，禹謂之瑞，鑄以為鼎?！?從王充轉(zhuǎn)引可以看出，王充是把“遠方圖物”和“貢金九牧”看作是“禹謂之瑞”的對象。王充的觀點顯然是漢代非常流行的祥瑞之說的一個反映。晉杜預注：“圖畫山川奇異之物而獻之?！贝恕捌娈愔铩钡慕忉尶赡苁芰藵h代“祥瑞”說影響，也可能與《山海經(jīng)》有關系。杜預的解釋對后世的影響非常大，很多注家都引用此注。后來明代的楊慎和清代的畢沅對杜預的注釋作了更進一步的發(fā)揮。楊慎在《山海經(jīng)補注·序》中說：“收九牧之金,以鑄鼎,鼎象物,則取遠方之圖，山之奇、水之奇、草之奇、木之奇、禽之奇、獸之奇，說其形，別其性，分其類，……。”畢沅在《山海經(jīng)新校正·序》中說：“禹鑄鼎象物,使民知神奸,按其文,有國名,有山川,有神靈奇怪之所際,是鼎所圖也?！边@顯然是根據(jù)杜預注釋作出的引申，但楊慎和畢沅的引申卻成為討論九鼎和九鼎圖反復轉(zhuǎn)引的材料。實際王孫滿的原話并沒有體現(xiàn)出這些內(nèi)容。

由于西周時存在列鼎制度，九鼎象征權(quán)利至高無上，而且古代將擁有地圖視為擁有疆土。所以后世理解《左傳》這段話時常與九鼎相聯(lián)系，而且認為這九鼎上畫有各方國地圖。于是，《左傳》這段話常作為討論九鼎與九鼎圖的重要材料。很多學者都對“九鼎圖”作了深入考證，但畢竟文獻解讀存在問題，結(jié)論難以信實。其實這句話沒有任何信息顯示有九個鼎，也沒有任何信息顯示鼎上的物象與地圖有關。而且，在漢代以前的文獻中，也沒有任何文獻信息顯示出這段話與九鼎或九鼎圖有直接關系。只是因為其中有“九牧”，《史記》、《漢書》、《后漢書》中有與《左傳》這段話相關的記載，內(nèi)容涉及九鼎，所以后人將兩者附會在一起。到了晉代，杜預的一句“圖畫山川奇異之物”，從此后人誤將這段話與圖畫或地圖密切聯(lián)系在一起。到了明代，楊慎和畢沅根據(jù)杜預注再引申發(fā)揮，于是《左傳》的這段話就成了與地圖史上所謂“九鼎圖”聯(lián)系的有力證據(jù)。用明清人的引申闡釋來證明先秦問題本來就不合適，更何況楊慎和畢沅依據(jù)的還是錯誤的注解。所以從文獻追溯來看，這段話與九鼎或九鼎圖沒有關系。

如果以文獻記載和出土實物而言，鼎上也不可能出現(xiàn)地圖?！秴问洗呵铩分信加兄芏D案描述，說鼎上鑄有饕餮、象、鼠等物，這與目前所見青銅器圖案基本相合。從大量的出土青銅器實物來看，除了常見的饕餮紋、動物紋之外，還有龍紋、云紋、雷紋等，可以說青銅器上的圖案除了可以與文獻記載相應外，其種類繁多的特點也可以與“百物而為之備”互證。而且，很多青銅獸面紋形象夸張，甚至一些動物紋飾十分具體形象，突出眼睛和獠牙，十分震懾人心。甚至有些銅器直接將器身制成各種動物形象，比如犀尊、象尊。還有虎食人卣，直接就是一副猛虎食人的立體場景。這些情況都與《左傳》“使人知神奸”的描述相合。因此，從文獻的記載和今天所見的出土實物來看，鼎上所“象物”未必與地圖有直接關系。沒必要將《左傳》這段話通過個人的理解和臆想，與先秦的“故事”牽連附會。

因此，從《左傳》所記來看，我們只知道夏禹時用各方國獻的青銅造了鼎，鼎上描繪有當時遠處方國的各種物象。至于是幾個鼎，鼎上畫的什么具體的東西，完全無法得知。如果以今天出土實物來推測，夏禹時的鼎所描繪的物象，充其量是一些珍禽猛獸之類的東西，不可能出現(xiàn)地圖。若以現(xiàn)在所見眾多出土銅鼎形制所體現(xiàn)的演變情況看，早期的鼎在紋樣、形制等方面都比較簡單，夏禹時的鼎不可能出現(xiàn)后世所描述的繁復圖案。

《左傳》這段材料經(jīng)歷幾千年的誤讀轉(zhuǎn)引，直至今日仍有很多文章不知誤讀問題，反復引用。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每次借用轉(zhuǎn)引都沒有考慮到原始文獻本身的解讀問題。歷史研究的基本要求是從文獻本身出發(fā)，有一份材料說一份話。所以，解讀文獻是非常重要的一步。誤讀最初可能僅僅是幾個字的小問題，但是小錯誤經(jīng)過時間的積累，逐漸蔓延，影響廣泛而深遠，甚至會出現(xiàn)積非成是的情況。歷史學家與普通讀者的區(qū)別在于，歷史學家能夠看到普通讀者看不到的文獻背后信息。但是，當研究者挖掘這些材料背后的信息時，也許帶有主觀臆斷的誤導會潛伏其間。所以作為借鑒前人觀點的研究者來說，對原始材料及相關研究的解讀是必不可少的工作。

參考文獻

李洪財《談<左傳>的一處誤讀及相關的兩個問題》，《中國文化研究》2016秋之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