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客袖手旁觀的經(jīng)典例子，從紐約市皇后區(qū)的一起尋常兇殺案拉開序幕。這件事在新聞界、政治界和科學界掀起了軒然大波。

一位20多歲的姑娘，凱瑟琳·吉諾維斯深夜下班回家，在住所所在的街道上遭到殺害。謀殺并不是一件小事，可在一座像紐約這么大、人口這么多的城市里，吉諾維斯事件本來只能在《紐約時報》上占個小小的角落。要不是因為一個溝通的意外或巧合，凱瑟琳·吉諾維斯的消息，本該在她出事那天——1964年3月里的一天就銷聲匿跡的。

《紐約時報》都市版的編輯A. M．羅森塔爾（A. M. Rosenthal），碰巧在一個星期之后跟市警察局長吃了個午餐。羅森塔爾向局長打聽皇后區(qū)發(fā)生的另一件兇殺案，可局長以為他問的是吉諾維斯一案，就說警方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了一些驚人的內(nèi)情。凡是聽說的人（局長也包括在內(nèi)）都十分訝異，很想找出解釋。

原來，凱瑟琳·吉諾維斯并不是無聲無息，一下子就死掉的。她遭受的攻擊持續(xù)了很長時間，她受了許多折磨，弄出了很大的聲響，而這一切就發(fā)生在大街上。襲擊者追上她，攻擊了她三次，她大喊救命，過了整整35分鐘，襲擊者的刀子才終于奪走了她的性命。令人難以置信的是， 38名鄰居從公寓的窗戶里眼睜睜地看著，都不愿動動手指、打電話報警。

羅森塔爾是個從前得過普利策獎的老道記者，他一聽到這故事就覺得它有報道價值。當天他就派了個記者調(diào)查“旁觀者眼里的”吉諾維斯事件。一個星期之內(nèi)，《紐約時報》發(fā)表了一份長長的頭版文章，掀起了讀者們的爭論和反思。報道的頭幾段就為整個故事奠定了基調(diào)，確立了焦點：

半個多小時里，兇手在基尤加登斯跟蹤一位婦女，并對其施以三次攻擊，而皇后區(qū)38位尊敬的、遵紀守法的公民們卻漠然視之。

有兩次，他們的聲音、他們臥室突然亮起的燈光打斷了兇手的攻擊，把他嚇跑了。可兩次他都回來了，重新跟上她，用刀子刺她。慘劇發(fā)生期間，沒有一個人打電話報警，直到婦女死后，才有一個目擊者報了警。

那是兩星期之前的事了。但負責皇后區(qū)兇殺案調(diào)查、干了25年警察工作的助理總督察弗雷德里克·盧森（Frederick M. Lussen）仍然大感震驚。

他能背出一連串的兇殺案，但基尤加登斯的刺殺案卻讓他極為不解，因為那么多“好人”居然都不報警。

跟助理總督察盧森一樣，震驚和不解幾乎是所有知曉這個故事詳情的人的標準反應。警察、新聞記者和讀者們先是驚訝得目瞪口呆，之后便是困惑。38個“好人”怎么可能在那樣的情況下無所作為呢？沒有人搞得明白，兇殺案的目擊者們自己也覺得莫名其妙。“我不知道，”他們一個接一個地回答說，“我確實不知道。”有幾個人給自己的袖手旁觀找了些站不住腳的理由。比方說，有兩三個人解釋說，他們“害怕”、“不想卷入其中”。不過，稍微推敲一下，就知道這些理由并不成立：只要匿名給警察打個電話，就能救回凱瑟琳·吉諾維斯一命啊！這絲毫不會給目擊者將來的安全帶來威脅，也不會浪費他們的時間。不，旁觀者無所作為，并不是因為害怕，也不是因為害怕給自己的生活添亂。這里頭別有內(nèi)情，只是他們自己也說不清。

但困惑是出不了好新聞的，所以，《紐約時報》和其他媒體——幾家報社、電視臺和雜志社在跟進后續(xù)報道時都強調(diào)了當時找得出來的唯一解釋：和我們大多數(shù)人一樣，目擊者們漠不關(guān)心，根本不想卷進這種事情；美國變成了一個自私自利、麻木不仁的國家；現(xiàn)代生活——尤其是城市生活的冷峻，把人變成了鐵石心腸，他們成了“冷漠社會”的一分子，面對同胞的困境，他們表現(xiàn)得無情而又麻木。

為支持這一闡釋，詳盡描述公眾麻木冷漠的新聞報道隔三岔五地刊登出來。不切實際的社會評論家們也發(fā)表了一系列的議論，支持此種論調(diào)。這群人面對媒體的時候，似乎從來就不承認自己也感到困惑不解過，同時他們還認為吉諾維斯一案有著重大的社會意義，他們都用了“冷漠”這個詞。值得注意的是，《紐約時報》頭版報道的標題也是“冷漠”，盡管大家對冷漠的成因各有看法。有人認為冷漠是電視大肆宣揚暴力所致，有人認為是人的攻擊性受到了壓抑。但大多數(shù)人扯出了都市生活的“人格解體”,“特大型都市社會”中“個體與群體的疏遠”，就連頭一個報道這條新聞、后來還就該主題寫了一本書的記者羅森塔爾，也贊同城市導致冷漠的理論。

沒人說得出為什么38名目擊者看到吉諾維斯小姐遭到攻擊，卻不曾拿起電話，因為他們自己也不知道原因。但可以設想，他們的冷漠的確是大城市的一個特點。要是數(shù)百萬人圍著你，擠著你，那么為了避免他們不斷地侵犯你，唯一的辦法就是盡可能地無視他們。這幾乎是一種心理生存策略了。在紐約和其他大城市的生活當中，人會條件反射般地對鄰居和他們的麻煩置之不理。

隨著吉諾維斯事件的熱炒——除了羅森塔爾的書，它還成了眾多報紙和雜志文章的焦點，幾段電視新聞紀錄片也是圍繞它拍的，它還被排成了一場百老匯的演出——兩名紐約心理學教授，比布·拉坦納（Bibb Latane）和約翰·達利（John Darley）對這件事產(chǎn)生了職業(yè)上的興趣。他們翻檢了吉諾維斯事件的報道，根據(jù)社會心理學的知識，提出了一種看起來最讓人難以置信的解釋：目擊者都沒報警，恰恰是因為當時有38個人在場。之前的報道都在強調(diào)，38個人袖手旁觀，沒有采取任何行動。拉坦納和達利卻認為，沒人幫忙，正是因為有這么多的旁觀者。

兩位心理學家推測，現(xiàn)場有大量其他旁觀者在場時，旁觀者對緊急情況伸出援手的可能性最低，原因至少有兩個。第一個原因很淺顯，周圍有其他可以幫忙的人，單個人要承擔的責任就減少了，“說不定其他人會幫忙或打電話，說不定其他所有人已經(jīng)這么干了。”因為人人都想著會有別人幫忙（或者別人已經(jīng)幫了忙），結(jié)果人人都沒幫忙。第二個原因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更有意思，它建立在社會認同原理之上，并涉及到多元無知效應。很多時候，緊急情況乍看起來并不會顯得十分緊急。倒在小巷里的男人，是心臟病發(fā)作了，還是只是喝醉了酒？隔壁的喧鬧是需要報警的暴力打斗，還是只是夫妻倆在吵吵鬧鬧，外人干涉不必要也不恰當？到底是怎么回事？碰到這種不確定的情況，人很自然地會根據(jù)周圍其他人的行動來加以判斷。我們可以根據(jù)其他目擊者的反應方式，得知事情到底夠不夠緊急。

可我們很容易忘記，其他旁觀該事件的人恐怕也正在尋找社會證據(jù)。因為我們所有人都喜歡顯出一副鎮(zhèn)定自若、從容不迫的樣子，我們可能只是暗中瞟著周圍的人，不動聲色地尋找證據(jù)。這樣一來，在每一個人眼里，其他的人全都是鎮(zhèn)定自若的，沒打算采取什么行動。于是，在社會認同原理的作用下，人們覺得這起事件沒什么緊急的。根據(jù)拉坦納和達利的說法，這就是所謂的“多元無知”狀態(tài)，“每個人都得出判斷：既然沒人在乎，那就應該沒什么問題。與此同時，危險也有可能累積到這樣一個程度：某一個體不受看似平靜的其他人所影響，采取了行動”。[插圖]

拉坦納和達利的推論得出了一個有趣的結(jié)果，即對緊急事件的受害者而言，“人越多越安全”的想法有可能完全錯誤。跟一群人在場比起來，要是當時的旁觀者只有一個，說不定急需救助者的生存概率反而更大一些。為了驗證這一不同尋常的論點，達利、拉坦納和他們的學生、同事展開了一次系統(tǒng)化的感人研究項目，得出了一組明確的結(jié)果。實驗的基本程序是模擬緊急事件，只不過有時候是讓一個人看到，有時候是讓一群人看到。而后，他們記下緊急事件受害者在兩種情況下所得到的援助次數(shù)。他們的第一次實驗是讓一名紐約的大學生假裝癲癇病發(fā)作。要是在場的只有一名旁觀者，85%的時候他都得到了幫助，而有5名旁觀者在場時，“病人”得到幫助的概率就降到了31%。既然幾乎所有單個的旁觀者都出手幫了忙，說我們處在一個不關(guān)心他人痛苦的“冷漠社會”就顯得不那么理直氣壯了。很明顯，是其他旁觀者的在場，使得人們施以援手的概率降到了可恥的水平（如圖4—2所示）。

[插圖]

圖4—2 受害者？

類似圖中的這種情況，無法肯定當事人是否需要緊急救助，因此就算此人真的需要幫助，人群中恐怕也很難有人會伸出援助之手。想想看，如果你是圖中的第二個過路人，恐怕你也會受第一個過路人的影響，覺得倒在地上的人并不需要幫助。

還有些研究考察了旁觀者的普遍冷漠態(tài)度在多大程度上是社會認同導致的。研究人員在緊急事件的目擊者里安插“內(nèi)鬼”，要他們裝成什么事也沒發(fā)生的樣子。例如在紐約的另一次實驗中，看到門縫里冒出煙霧， 75%的單個旁觀者報了警；而對于同樣的事情，要是有三個人同時旁觀，報警的概率則是38%。要是這三個人里有兩個都是 “內(nèi)鬼”（研究人員事先就告訴他們別插手），則采取行動的旁觀者人數(shù)最少，報警的概率只有10%。多倫多也進行過一項類似的研究，單個旁觀者提供緊急救助的概率是90%；可要是一個旁觀者旁邊有兩個不動聲色的旁觀者，給予救助的概率則僅為16%。

旁觀者什么時候會提供緊急援助，社會學家們現(xiàn)在認識得很清楚了。首先，跟“我們成了一個冷酷無情的社會”這種看法不同，目擊者們只要確信出現(xiàn)了緊急情況，就很可能會出手相助。在這種情況下，旁觀者自己幫忙或叫人幫忙的數(shù)目，都是頗令人感到欣慰的。以佛羅里達州的4次獨立實驗為例。研究人員模擬事故現(xiàn)場，讓一位維修工人出演。前后作了兩次實驗，當該名男子明明白白地受了傷，需要幫忙時，100%的旁觀者都出了手。在另外兩次實驗里，要幫忙，就有可能會觸電，但仍有90%的旁觀者伸出了援手。而且，不管旁觀者是一個人還是一群人，主動幫忙的概率都很高。

可要是旁觀者無法肯定看到的是不是緊急情況，局面就大不相同了。此時，單個旁觀者比一群旁觀者（尤其是當這群人互不相識的時候）更有可能幫助受害者。多元無知效應似乎在陌生人里顯得最為突出：因為我們喜歡在公眾面前表現(xiàn)得優(yōu)雅又成熟，又因為我們不熟悉陌生人的反應，所以，置身一群素不相識的人里面，我們有可能無法流露出關(guān)切的表情，也無法正確地解讀他人關(guān)切的表情。因此，潛在的緊急事件得不到應有的關(guān)注，受害者倒了霉。

仔細觀察這一連串的研究結(jié)果，就能發(fā)現(xiàn)一個模式頗具啟示意味。降低緊急事件受害者獲得旁觀者救助概率的所有條件，多見于城市，而少見于農(nóng)村地區(qū)：

城市里喧囂、吵鬧、變化更快的地方多，在這些地方，人們很難確定發(fā)生的事件是什么樣的性質(zhì)。

城市里人口更多，目擊潛在緊急事件時，多個人在場的概率更大。

跟小鎮(zhèn)相比，城市居民認識鄰居的比例要低得多，因此，城市居民更有可能跟一群陌生人共同目睹一起緊急事件。

城市環(huán)境的這三種自然特征——混亂、人口眾多、相識度低，極為吻合研究所揭示的降低旁觀者出手救助概率的因素。故此，我們用不著什么“都市人格解體”和“城市居民疏遠”等可怕概念，就能解釋城市里為什么會出現(xiàn)如此之多旁觀者不作為的例子。

以不那么險惡的術(shù)語解釋了現(xiàn)代都市生活的危險性，并不意味著這種危險就消除了。更何況，隨著世界人口加速向城市轉(zhuǎn)移——未來10年里，全人類有一半都將生活在城市當中，降低此類危險的需求越來越大。好在我們對旁觀者的“冷漠”有了新的理解，帶來了真正的指望。靠著這一科學認識，緊急事件的受害者可以極大地提高自己獲得他人救助的概率。這里的關(guān)鍵是意識到，旁觀者群體沒能幫忙，不是因為他們無情，而是因為他們不能確定。他們不幫忙，因為他們無法確定緊急情況真的存在，也無法確定此時是否需要自己采取行動。只要他們明確地意識到自己有責任插手干預緊急事件|他們是一定會作出反應的。

既然我們現(xiàn)在知道，敵人只是單純的不確定狀態(tài)，那么，緊急事件的受害者就有可能通過減少不確定性保護自己。設想一個夏天午后，你在公園里參加音樂會。音樂會結(jié)束的時候，人們開始離場，你發(fā)現(xiàn)自己的一只胳膊略感麻木，但你以為沒什么好大驚小怪的。然而，當你隨著人群朝遠處的停車場走去時，你感覺麻木在擴展，手也僵了，半邊臉也硬了。你困惑不解，決定靠在樹下休息片刻。很快，你意識到麻煩大了。坐下來沒有絲毫幫助，事實上，你的肌肉控制力和協(xié)調(diào)力越來越差，你逐漸連嘴巴都難于動彈，快說不出話來了，你想站卻站不起來。一個可怕的想法冒出來：“啊，天哪，我中風了！”人們成群結(jié)隊經(jīng)過你身邊，可大部分人都沒注意到你。少數(shù)幾個人注意到了你跌倒在樹下的古怪樣子，或是你臉上難看的表情，但他們看了看周圍的人，想尋找社會證據(jù)，卻發(fā)現(xiàn)其他人并沒露出關(guān)心的樣子，也就覺得沒出什么事兒，徑直走開了。

要是你發(fā)現(xiàn)自己處在這樣的困境里，你該怎么做來克服不利于獲得救助的困難呢？由于你的身體能力正在退化，抓緊時間至關(guān)重要。要是你在引人前來救助之前喪失了說話能力、行動能力，甚至連意識也沒了，那你獲得幫助、恢復健康的概率必然大幅下降。因此趕緊得到幫助非常重要。那么什么樣的求救形式最有效呢？呻吟、嘆息或喊叫恐怕無濟于事。它們能讓別人注意到你，但其信息量還不足以讓路人確信存在真正的緊急情況。

如果光是呼喊難以引來過路群眾的援手，你恐怕應該更有針對性一些。事實上，你要做比嘗試吸引注意更多的事情，你應當清楚地喊出你需要幫助。你不能讓旁觀者來判斷你的情況，不能讓他們認為你沒什么要緊的。要用“救命”這樣的字眼表現(xiàn)你需要緊急救助，別擔心會不會是自己搞錯了。這里，尷尬是你要鎮(zhèn)壓的頭號敵人。如果你認為你中風了，那你可沒功夫去管自己是不是把問題說得太嚴重了。你是愿意承受一時的尷尬，還是愿意就這么死掉，或是終身癱瘓？

就算是高聲呼救，也不見得是最有效的。它或許可以讓旁觀者不再懷疑此刻是否存在緊急狀況，但卻無法消除他人心目中另外幾個重要的疑點：你需要什么樣的救助？我應該上前幫忙，還是讓其他更有資格的人來做？是已經(jīng)有其他人去找專業(yè)人士來幫忙了，還是該我去找？旁觀者懷著這些困惑茫然地望著你，對你來說生死攸關(guān)的時間就這樣轉(zhuǎn)瞬即逝。

很明顯，身為受害者，除了提醒旁觀者你需要緊急救助之外，你還必須多做點什么——你要消除他們的不確定性，告訴他們怎樣提供救助，誰該提供救助。什么樣的辦法才最有效、最可靠呢？

根據(jù)我們已經(jīng)看過的研究結(jié)果，我的建議是從人群里找出一個人來，盯著他，直接指著他說：“你，穿藍夾克的那位先生，我需要幫助。請叫救護車來?！边@樣一句話，消除了一切有可能阻礙或拖延救助的不確定性，你把穿藍夾克的先生放在了“救助者”的位置上。他現(xiàn)在應該明白，緊急救助是必要的；他也應當理解，負責提供救助的不是別人，而正是他本人；最后，他還應該很清楚自己要如何提供救助。各項科學證據(jù)表明，只要你這樣做，你就應該會得到快速、有效的幫助。

因此一般而言，在需要緊急救助的時候，你的最佳策略就是減少不確定性，讓周圍人注意到你的狀況，搞清楚自己的責任。盡可能精確地說明你需要什么樣的幫助，而不要讓旁觀者自己判斷，因為尤其是在人群里，社會認同原理以及由此產(chǎn)生的多元無知效應很可能會使他們認為你的情況并不緊急。在本書提到的所有順從技巧里，這一條恐怕最為重要，必須記住。畢竟，要是沒得到緊急救助，你說不定就沒命了。

不久以前，我為這一觀點找到了一些第一手的證據(jù)。

我在十字路口發(fā)生了一場嚴重的車禍。我和對方司機全都受了傷：他倒在方向盤上昏迷不醒，我腳步踉蹌地下了車，血滴滴答答地灑在路上。周圍的汽車慢慢從我們身邊開過去，司機們目瞪口呆，卻并未停車。我突然想起：“哦，對了，這不是跟研究的結(jié)果一樣嗎？他們?nèi)甲唛_了！”很幸運，身為社會學家，我對旁觀者的研究有所了解，及時地想到了這一點。我從研究發(fā)現(xiàn)的角度反思了一下當前的困境，馬上知道該怎么做了。我站直身子，好讓別人能把我看得清楚些。接著，我徑直指著一輛車的司機：“打電話報警?！庇种钢诙v和第三輛車的司機：“停車，我們需要幫助?！辈还馑麄冿w快地過來幫了忙，人們的善意也傳染開來，更多的司機自發(fā)停了車，去照看另一位受害者。

社會認同原理現(xiàn)在發(fā)揮作用了，這個竅門讓幫助我們的雪球滾動了起來，一旦實現(xiàn)了這一點，剩下的事情就全交給社會認同原理的自然動力去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