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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從爵本位到官本位》第5章 分等分類三題之三：品位結構中的士階層

中國官僚政治的典型形態(tài)是“士大夫政治”，即由士人或文人充當官僚。這是傳統(tǒng)中國最重大的政治特點之一。秦帝國任用專業(yè)文法吏的政治形態(tài)，并沒有維持很久；在漢代，文吏逐漸被士人排擠，士人占據(jù)了政壇的中心。

春秋以上“士”，可以是貴族最低等級之稱，也可以是貴族之通稱，包含卿大夫在內(nèi)。公、卿、大夫、士都取決于家族地位和宗法身份。貴族既是行政政治的承擔者，又是一個文教深厚的階層。他們從小接受“六藝”，即詩、書、禮、樂、書、數(shù)的教育。據(jù)說做大夫得有九種能力——“九能”：“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為大夫?！笆俊边@個稱謂，由此就具有了濃厚的“文化人”意味。他們屬“君子”階層，是道德與禮樂的代表者。而“君子”那個詞恰好也有雙重意味：既指身份高貴的人，又指擁有道德才藝的人。

首先從“貴—賤”線索看，漢代官僚政治的特點是“布衣將相之局”，選官并不限定于某個特別的高貴階層，身份性相當?shù)?，小吏亦可遷至公卿，是為“貴賤相通”。

再從“士—吏”線索看，秦帝國“焚書坑儒”，漢帝國也是“以吏治天下”的。文法吏沿行政等級向上伸展，一度彌平了周代品位結構中士大夫與胥吏的鴻溝。秦漢的文法吏沒有顯示出跟哪個社會階層有特殊關系，其品位特權比后世少得多。在剛剛登上政治舞臺時，文吏還沒有馬上發(fā)展為“官僚階層”，只是作為“新式吏員”活動著。

兩漢四百年中，貴、賤、文、武、士、吏各種因素在不斷沉浮演變著。漢代儒生與文吏間既有疏離、沖突，二者又在緩慢融合。因朝廷崇儒，文吏開始學習經(jīng)典而逐漸“儒生化”了；而儒生士人們?nèi)找媸煜ち宋姆ü适?，也趨于“文吏化”?/p>

大量名士直接由州郡察舉、公府征辟入仕，非士人的單純文吏難以晉身了，只能長居小吏干佐。這意味王朝的資格管理，在“分等”上也開始向“士階層”傾斜了。中國官階史上的“士、吏有別”以及“流外”制度，由此發(fā)端。

儒生猶賓客，文吏猶子弟也”。這說法也大有深意。看不出文吏與哪個特定的社會階層有特殊關系，朝廷就是他們的“家”，統(tǒng)治者也拿他們當“子弟”。儒生可就不一樣了，他們居官之后，其背后還有一個士人階層。文吏是職業(yè)吏員，是忠實貫徹指令的行政工具；儒生卻有自己所奉之“道”，他們經(jīng)常據(jù)“道”抗“勢”，以其政治理想衡量和改造政治，跟統(tǒng)治者并不完全“同心同德”?！百e客”的比喻，很形象地反映了士人官僚在文化上的相對獨立性。在簡單化了的“階級分析”中，“道高于勢”被鄙夷為“知識分子的自戀”；但從政權類型的角度看，“士大夫政治”確實是各種政治形態(tài)中獨具特色的一種，對中國史的影響至深至巨，包括等級秩序。

九品中正制以“司徒吏”的方式，賦予“學以居位”的士子以特殊社會政治地位。漢末士人的居位資格還只是潛在的，或說慣例性質(zhì)的，中正制則使之更為制度化了。在這個意義上說，“司徒吏”這個人群，與歷史后期的舉子、生員人群，具有類似的身份。

魏晉南北朝“士、吏之別”的強化動力，在于東漢以來官僚的階層化、世家化和士人化。察舉科目、中正品制度、清濁選例、流內(nèi)流外四制，是貴賤（士庶）有別的，重文輕武的，重“士”輕“吏”的。

清末有位叫樊燮的總兵官去見撫帥，自以為是二三品官了，不肯向舉人師爺左宗棠請安；左宗棠遂稱“武官見我，無論大小，皆要請安”，大罵“忘八蛋，滾出去”。樊燮大受刺激，從此嚴課其子，功名務必超過左宗棠 。這個歷史花絮，也可反映出功名在區(qū)分文武上的品位意義。

士人擁有特殊身份及免役權利，可能在周代就萌芽了。周朝國子學中的“學士”不服役，即“不征于鄉(xiāng)”。由此形成了一個古老傳統(tǒng)：學士免役?？鬃訐?jù)說有三千弟子，其中很多一直追隨著老師，我們沒看到其課役跡象。其余諸家的學士及弟子亦然。

免役特權顯示士人處于臣、民之間，士人把“居位”作為政治期望，而朝廷也視之為一個官僚后備隊伍，一群“準官僚”，他們處于朝廷品官的下端，在等級管理上被置于一個特定層次。由此士人擁有了經(jīng)濟特權、法律特權，以及更高的社會地位與威望。

中國古文明在周代就已展示了一種傾向，以擁有高度文化教養(yǎng)者承擔政治。這在戰(zhàn)國時代催生了一個“士階層”。在兩千年中，這個階層與王朝政治歷經(jīng)磨合調(diào)適，與政治體制一體化了，在帝國品位結構中占據(jù)了一個穩(wěn)定而明確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