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級控制論

米蘭小組的另一項日漸增長的興趣對他們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即控制論研究者海因茨·馮·福斯特（Henz Von Foerster）、溫貝托·馬圖拉納(Humberto Maturana）和弗蘭西斯科·瓦雷拉(Francisco Varela)所說的“二級控制論(second order cybernetics)”（Keeney，1983）。這一局面已被貝特森后期的思想所預見，只是上述研究者在對控制論革命的含義的持續(xù)探索中拓展了這些觀點。系統(tǒng)觀（systemic view）正變得越來越不同于早期的家庭治療模式，簡直可以被稱為二級控制論系統(tǒng)方法，這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博斯科洛與切欽在臨床工作中對運用這些理念的重視（Hoffman，1986）。

區(qū)分一級和二級控制論唯一需要記住的至關重要的思想就是觀察系統(tǒng)。馮。福斯特（1981）聲明，觀察者絕不可能以一種客觀的方式參與對被觀察系統(tǒng)的描述。

此外，如果觀察者參與了他所觀察的系統(tǒng)，也就不存在單獨的被觀察系統(tǒng)這些事物了。最后，由于任何觀察者都是通過文化、家庭和語言的透鏡來感知世界，因此導致所呈現(xiàn)的觀察產(chǎn)物不會是個人的和自給式的，而是“一個觀察者的社群”。

貝特森對此貢獻了一個更加耳熟能詳?shù)恼擖c，他提出，像觀察者與被觀察者、主體與客體這些創(chuàng)造出來的單元和它們的情境代表了一個更大的循環(huán)性，叫作“精

神（mind）”，從而消除了這些單元之間的界線。他在談論的是嵌套的環(huán)路，它們永遠不少于兩層：DNA在細胞中，細胞在身體中，機體在環(huán)境中。這一觀點反對局部之間的割裂或一方對另一方單方面的控制。

二級控制論描繪的觀點可被用于嘗試任何一項活動：社會行動主義、生態(tài)學、宗教工作、教育等。在此我們很感興趣的是，這一方法用于家庭系統(tǒng)的工作會是什么景象?；蛟S描述此事最簡單的方式可以是：一級控制論把一個處于困境中的家庭系統(tǒng)描繪為一部保持內(nèi)穩(wěn)態(tài)的機器。例如，杰克森基于家庭內(nèi)穩(wěn)態(tài)概念的模式就是一個例子。在杰克森看來，癥狀在維持家庭內(nèi)穩(wěn)態(tài)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這一模式或許優(yōu)于19世紀那些基于電力或蒸汽等物理表現(xiàn)形式的心理病理模式，但它仍然分離了治療師和來訪者。一個二級的模式則把治療單元概念化為一個包含觀察者與被觀察者的大型集合。只要對病理的假設還存在于一個載體中，如“虛弱的自我”、“邊緣型人格”、“有缺陷的基因”或“功能不良的家庭”，這一模式便無法被輕易達成。家庭系統(tǒng)這個概念本身可能使我們?nèi)科x了軌道。更加優(yōu)越的做法是，徹底拋開家庭系統(tǒng)的概念，并把治療單元視為一個意義系統(tǒng)，對這個系統(tǒng)來說，實施治療的專業(yè)人員和其他任何人一樣，都是積極的貢獻者。我們不再說系統(tǒng)制造了問題（problem），而是把這句話反過來說：問題制造了系統(tǒng)。換言之，問題不會獨立存在于相互且共同定義問題的“觀察系統(tǒng)”之外。

這一立場必然的推論就是，精神科的診斷僅存于觀察者的眼中。更糟糕的是，因為診斷帶有因果的、因此也是責任的歸因，它反而對問題起到了強化的作用，而問題本來應該通過診斷給予友善的解釋。米蘭方法認為，在一個消極賦義之下，沒有人能夠改變，至少不會輕易改變。眾所周知，在家庭中緊跟著指責或內(nèi)疚的對抗升級（escalations）而來的危險，如暴力、找替罪羊、軀體化、離婚等。實施治療的專業(yè)人員一旦認同某些事情出錯了——哪怕他/她只是為家庭開了這扇門——這個家庭更多的能量就傾向于轉(zhuǎn)移為防御的形式，這就是臨床工作者通常所說的阻抗。

從這個視角來看，癥狀某種程度上是一種方式，用于阻止或容納這些消極對抗升級所釋放的力量，因此，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它可被看作是服務于這個集體的整體利益。這就是為什么治療師檢查自身所帶來的影響總是明智的——是的，一份生態(tài)學意義上的影響報告——需要在同意去幫助個體或家庭進行改變之前進行。

米蘭方法的持續(xù)修正

多年以來，博斯科洛和切欽的演示和教學以及那些受其影響的人已經(jīng)越來越多地遠離了“策略式”時代的工具性模式。小組成員在會談結(jié)束時所做的點評就是例證。在早期，家庭成員會得到“悖論性”的處方，要他們繼續(xù)保持癥狀或與之相關的行為，因為這對其他人有好處或?qū)φ麄€家庭是有幫助的。這被稱為“犧牲干預”(sacrifice intervention)，如“你兒子在某個特定的時候決定待在家里，不去工作，也不交朋友，把自己關在屋里，是因為他相信，如果他也像同齡人那樣走出去，過自己的生活，就會把父母置于一種無法忍受的孤獨境地。因此，他說‘我必須幫父母做些什么’”等。這類訊息起到的是消極賦義的作用，因為對于這樣的慷慨，接受者會憤怒地進行反抗，而給予者會低頭躲閃以避免報復。通常，癥狀就此消失，家庭也就此從治療中脫落。后來這一干預的版本不再讓孩子服務于父母的幸福，或者讓

妻子服務于她丈夫的健康，而是開始顯得更加“中立”地讓所有與問題相關的行為服務于一個共享的前提（premise）、價值觀或者神話（myth）。例如，可能會對一個危難不斷的家庭說：“似乎這個家里有一個很強的信念，就是當某個家庭成員需要幫助時，其他成員總是會去救援。但是由于孩子們長大了，有一種家要散架的恐懼，之前的信念可能會成為陳年往事。于是家人不斷出現(xiàn)問題，好像在檢驗大家是否還在為彼此守候。這時候，家里真正的問題是如果不再有問題將會怎樣。”這一理論表述的作用不僅在于沒有人感到受指責，而且它正確地闡釋了這個雙重水平的束縛：“問題”就在于人們不得不有“問題”。

另一個改變就是把隱含了消極想法的積極賦義(positive connotation）諸如家庭“需要”癥狀，或者甚至癥狀是“好的”等，改為更接近于“符合邏輯的賦義”。這包括了治療師們向自己提出下列問題：“讓我們看看問題系統(tǒng)是怎么起作用的？如果問題消失，我們可能會看到哪些混亂？在找到替代它的事物之前，我們是否甚至不應該干涉它？”沒有必要說問題是有用的、有益的或是有功能的——只是說人們已經(jīng)對它習慣了，而且這樣的習慣難以打破。對那些糟糕的癥狀表面上的贊許，會被家庭體驗為諷刺，而通過這種方式避免了這一點，它支持提議癥狀在情境中是如此有意義、情有可原，或許至今都還是必要的。接受了這個想法的家庭發(fā)現(xiàn)，想要保持對問題原封不動的看法更困難了，也就從中解脫出來，轉(zhuǎn)而尋找其他變通的癥狀，用來響應同樣的兩難困境，但其破壞性卻就此減弱。對于這樣的提議，沒有“悖論”的暗示。事實上，真正意義上的“悖論”已經(jīng)用得越來越少了。

另一項被廣泛運用的技術(shù)就是儀式(rituals）的設立。這些儀式通常用來處理人們共同參與的雙重束縛式的交流。其中一類，用舊詞匯就是“悖論式”的儀式，會放大某個特定的互動以便使其爆破。另一類則是把包含同時并且矛盾的指令的互動束縛放入一個序列中。正如貝特森所言，如果你把時間引入悖論，那么悖論便會不攻自破。

第一類儀式的例子，就是努力夸大對一個問題的積極賦義對家庭所起的作用。例如，在吃飯的時候，每個人都依次、鄭重其事地感謝那位有癥狀的家人存在問題，并舉出自己從這種慷慨之中獲得的特定好處。這通常會引發(fā)強烈而突然的改變，但人們也很容易感到被消極賦義或受到責備。

博斯科洛和切欽似乎更喜歡第二類儀式。他們給出一個指令，彼此對立的兩組訊息或意見中的一組在奇數(shù)日會被視為正確，而另一組則在偶數(shù)日被視為正確。例如，一位母親同時被要求做她丈夫的妻子和她女兒的母親。如果她被指定一周中的奇數(shù)日只做丈夫的妻子，而偶數(shù)日只做女兒的母親，這一矛盾就會被解開。第七天通常是“順其自然”。~佩恩：我體會到的就是，雖然這么多的事情在你們四個人面前發(fā)生，而且可能在訪談中又錯過了一些機會，但這并不影響你們創(chuàng)建一個良好干預的能力。

切欽：我認為這是對小組價值的肯定，當我們四人在一起相互借鑒并且理解彼此的時候，我們變得非常富有成效。

霍夫曼：很有趣。跟一個小組一起工作的過程意味著，當治療師們開始進入功能喪失狀態(tài)、并無法通過提問過程得出結(jié)論的時候，小組將會提供另一種得出結(jié)論的方式。這樣當你暫時進入功能喪失狀態(tài)的時候，就召集小組探討干預，這將把你帶離這一狀態(tài)。

切欽：有時家庭成功地迷惑了你。你獲取了非常多的信息，卻無法使之相互聯(lián)結(jié)。你就需要這樣的練習或儀式，即小組討論的儀式，再次找回連貫性。你就是這樣治愈自己的。你進入小組會議，不帶有任何想法，但你并不擔心，因為你知道只要一開始探討，就會有想法冒出來。這是一種信任。我們從不說：“現(xiàn)在我們怎么辦??？”我們說：“讓我們開始探討。”于是想法就會冒出來。這是一種信心，通過小組儀式就會得出結(jié)論的信心。

博斯科洛：這同樣也是一個創(chuàng)建干預的例子。例如，當一個粗略的假設被所有小組成員接受時，就會反復咀嚼，直至其產(chǎn)生意義。

霍夫曼：你們好像是開始于最普遍的分類：一個在神話水平上的描述。然后你們?nèi)サ饺后w和單元水平，并針對夫妻設立一個儀式，或給出一個地帶，讓一個群體服務于另一個群體——孩子幫助父母，正如你們在這里所做的。

切欽：我們探尋干預的時候，是在試圖找到一個對家庭適用的邏輯。干預的內(nèi)容可能會很荒誕，但形式上它必須符合某個邏輯。我們推測這個干預的邏輯會直接與家庭的左腦①相連（如果你喜歡，可以這樣想），而荒誕的部分則會與家庭的右腦②相連。

博斯科洛：另一種解釋就是，當你找到一個前提——就像“人們必須完美”的那個瘋狂想法——就可以在此之上建構(gòu)一個邏輯，使這個家庭所做的一切皆與這個前提相關。此處我們根據(jù)“表現(xiàn)完美”這個前提建構(gòu)了一個邏輯，把它并入完美父母和完美孩子的神話中去。那么根據(jù)這個前提，父母需要孩子，符合邏輯；孩子不會離開家，符合邏輯；有個孩子會精神失常，符合邏輯；治療應該是無效的，符合邏輯。你也許會說，當然啦，這個前提本來就與常理相矛盾：孩子應該表現(xiàn)好，治療應該是有效的，等等。但我們所指的邏輯，僅僅用于解釋基于上面那個前提的行為。

切欽：此時我們會看到人們所說的“悖論”的確有種效果，就是與常理相矛盾。所謂的“悖論干預”的邏輯是清楚的、有序的、精確的——就像遺傳基因在有條不紊地組織細胞結(jié)構(gòu)一樣。

博斯科洛：如果你找到了前提，就會非常容易地建立起描述性的見解，它可以把你得到的關于問題的信息組織起來。此外，前提通常是一個關聯(lián)性的陳述，就像“我必須對自己有控制力”。這個想法控制了一系列的行為。

佩恩：前提的改變就像多米諾效應一樣：所有的舊行為都坍塌了，就像舊政權(quán)被推翻一樣。

霍夫曼：貝特森談到過一個有適應性的系統(tǒng)中靈活性的好處，他說，你必須找到那些頑固的、自動化的、位于意識水平之下的前提。那么當它們改變時，就像是拉動了一個總開關。

切欽：對。當你成功地處理了位于深層的前提時，家庭治療中最大的改變就會來臨。

博斯科洛：這正是貝特森所說的酗酒者的位置。必須改變這個根本的前提。這個前提就是“我對自己有控制力”。你必須幫助他承認“我對任何事都沒有控制力”。如果他能接受這個想法，那么他所有的行為的意義才會改變，他才會成為一個不一樣的人。對這個家庭比較好的干預可能是去改變這個前提，而不是去接受它，正如我們之前所做的。我們當時應該說：“我們理解為什么父母創(chuàng)造了這個必須完美的神話。他們需要這個神話是因為他們過去吃了很多苦。但現(xiàn)在我們看到這個神話不再被需要了。他們可能要花上很多時間，也許兩三年，才能走出這個神話，忘記他們過去的伴侶。在孩子們等待這個時刻到來的時候，應該聚到一起，看他們能幫助父母做些什么。”

霍夫曼：你們對這個家庭做隨訪了嗎？

切欽：據(jù)我所知他們沒有再到診所來，所以我們假設家庭沒做治療就處理了那個危機。

霍夫曼：如果當時他們再回來，你們會覺得工作做得不夠好嗎？

切欽：不會。我們建立了一個雙贏的局面，如果家庭不再來，這當然是最好的結(jié)果。但如果他們真的回來了，就表明仍然處于干預之中。如果你是帶著他將會抵抗你并且朝著相反方向發(fā)展的希望，對一個行為或事件進行改釋，那么我認為這更像一個策略派治療師的做法。

佩恩：你知道這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顧問咨詢。這個家庭來的時候還沒有治療師，所以它的性質(zhì)更像是一個納入性訪談。

博斯科洛：是的。在這個例子中，我們轉(zhuǎn)變成了“轉(zhuǎn)介人”——我在提我們的這篇文章所包含的字眼（Selvini Palazzoli, Boscolo, Cecchin & Prata, 1980）①——在這個意義上，如果家庭回來約見另一位治療師，他們也已經(jīng)不同于我們所見的那個家庭了。他們會成為家庭——加——我們。無論是有意的還是無意的，轉(zhuǎn)介人通常會介紹一個解決辦法或一些新信息，而治療師則必須把轉(zhuǎn)介人的存在納入考慮范圍。

霍夫曼：很有意思。你在理論表述里包含了治療情境中所有的外界干擾物。

切欽：是的，但有一點除外，那就是我們不把它們看作是干擾物，僅僅只是社會場域的一部分。另一個深層的情境化的力量是基于一個現(xiàn)實，即，我們訪談這個家庭是作為這次培訓會議的一部分，用于展現(xiàn)我們是如何工作和思考的。這個干預對于在閉路電視里觀看這次訪談的觀眾來說，對他們的家庭也同樣具有重要意義。如果我們不是在一群專業(yè)人員面前做演示，我們也有可能會做出完全不同的干預。

霍夫曼：由于你們的臨床理論挑戰(zhàn)了許多已被接受的心理治療思想，所以你們一直在通過提供一種不一樣的治療方法，在專業(yè)情境的層面上進行干預。

切欽：的確是這樣。我們越來越覺得在一個私密的設置保護下，由一個私密的家庭治療師約見家庭未免太局限了。我們試圖將其納入現(xiàn)實世界中，納入公共領域，并將我們的理念應用到醫(yī)院、家庭、康復機構(gòu)、社區(qū)以及所有我們過去認為不可能有效的區(qū)域?，F(xiàn)在我們認為，這是一個前沿領域，家庭治療本身只是一個優(yōu)良的、開創(chuàng)性的起點。私人機構(gòu)、小組形式以及其他我們這個流派的標志都對培訓或?qū)ρ芯坑袔椭绻覀兿氚严到y(tǒng)式的思想推廣到社區(qū)，使其廣泛流傳，那么我們就需要不斷革新。中立

中立在米蘭小組的理論與方法論中無處不在，它與循環(huán)提問和假設就如同一路同行的旅伴。描述它的最好方式就是通過它的結(jié)果。如果問接受治療的家庭里的任何一人：“治療師站在哪個人的立場上？”每個人都會認同他/她沒有站在任何人的立場上。

中立的概念提出了一個重要的疑問：治療師要怎么做到在一個系統(tǒng)中進行干預，同時還能保持中立？那不是自相矛盾嗎？顯然，他們不能保持完完全全的中立。②不過，讓我們考慮把中立作為下面的這種治療立場(therapeutic position）：治療師接納家庭的解決辦法，將其作為此時對此家庭來說唯一可能的、合理的并且適合的解決辦法。到目前為止，這還不是一個矛盾。根據(jù)米蘭小組的觀點，治療師們永遠無法超前地知道一個家庭應該是怎樣的，治療師們必須起到一個刺激物、一種擾動的作用，激發(fā)家庭產(chǎn)生自己的解決辦法的能力。某種意義上，中立的位置向家庭呈現(xiàn)了一個雙重的訊息：它聲稱，到現(xiàn)在為止他們已經(jīng)找到的解決辦法都是

完美的，但從現(xiàn)在這一刻起他們進入了另一種互動（即治療），這種互動將允許治療師和家庭一起創(chuàng)造其他的可能性，其中可能會產(chǎn)生新的解決辦法。

當治療師們保持中立的位置，他們就從家庭的或好或壞的標簽中解脫了出來。

看起來每個系統(tǒng)都有一種正義感分布在每個成員身上。出于此原因，他/她是壞的、好的、生病的、健康的，諸如此類。每個治療師在和家庭工作時都面對著這些標簽。如果這些標簽能夠被轉(zhuǎn)化為一種過程，我們就可以說這個治療師是中立的。

治療師們必須視這些標簽為家庭的屬性，對這些屬性要感到好奇、富有興趣，但不要將其作為應該相信的事實。從這個意義上說，中立充當著道德觀念（morality）的對立面。

為了從相信這些標簽的普遍傾向中解脫出來，米蘭小組發(fā)明了下面這個練習。在他們工作的早期他們就決定拒絕使用動詞“是”。例如，他們不能說“媽媽是過度保護的”。作為替代，他們要說“媽媽以一種看上去過度保護的方式行動”?；蛘?，他們不說“爸爸對兒子是親近的”，而說“爸爸看上去在展現(xiàn)與他兒子親近的情感”。這種練習改變了他們的思考方式，強迫他們以一種關系的方式思考。于是，在思想體系上(ideologically），中立可以被詮釋為治療師以一種系統(tǒng)性的方式看見事物全貌的能力。

B案例

為了看到米蘭小組的方法論如何能應用于與B家庭的訪談，我們要更近距離地看看開始訪談的前半部分中幾個至關重要的事件。本顧問咨詢跨時一年半，它由3次單獨的訪談組成，每次訪談都提供了各自獨特的考量。

1980年進行的第一次訪談是應S醫(yī)生的要求進行的，S醫(yī)生在此前已與B家庭會見過3次。該家庭呈現(xiàn)了他們一個14歲的女兒黛安娜（Diane)的問題，當時她在學校存在行為問題，并且和她父親也有過爭吵。這個家庭覺得黛安娜與父親之間的爭吵并不尋常，因為直到6個月前黛安娜和父親還享受著親密的關系。B先生與B太太都40歲出頭，兩人還有另外兩個女兒：21歲的莉薩（Lisa）和16歲的多麗（Dori)。盡管該家庭將黛安娜呈報為有問題，S醫(yī)生卻對大女兒莉薩更為擔心，后者曾有過嚴重的自殺企圖(suicide attempts）—她曾吞食過量的鎮(zhèn)靜劑并用剃刀刀片割腕。莉薩是母親第一段婚姻的孩子。在S醫(yī)生的第三次單獨和父母進行的會談中，母親透露丈夫有幾次企圖與莉薩發(fā)生性接觸，盡管尚不清楚他們是否曾經(jīng)發(fā)生過性行為。母親對S醫(yī)生說莉薩控訴她父親（事實上是繼父）自她9歲開始就對她出現(xiàn)了性方面的興趣。作為例子，B太太提到她丈夫會在莉薩臥室墻上弄出洞眼并通過它們觀看莉薩。這位母親報告她一直試圖避免讓她的另外兩個女兒知道父親的這件事。盡管這對父母對大部分事情意見不一（包括這一亂倫報告/指控），但他們卻一致認為S醫(yī)生不應對黛安娜和多麗談及此事。這一對父母對兩個小女兒“保守秘密”的禁令阻礙了治療的前進。S醫(yī)生還擔心莉薩可能再次企圖自殺，于是她為該家庭推薦了一次顧問咨詢。這對父母同意參與顧問咨詢，但有一個條件：無論是咨詢博斯科洛醫(yī)生，還是他的小組成員切欽醫(yī)生和S醫(yī)生，都必須同樣接受他們的要求，不去談及這位父親的亂倫行為。

眾所周知，家庭里的秘密常常對家庭有致病作用，并且當其被引入治療后，它們能夠使治療過程陷入功能喪失狀態(tài)。秘密是一種強有力的控制方式，不僅控制關系，也控制治療。如果一個或多個家庭成員成功地給治療師綁上一個秘密，治療師不僅會失去自主權(quán)，還會失去其中立位置。在本案例中，這對父母的要求同樣把三位治療師都置于同一層面，從而使咨詢顧問們的任務變得無效，這個任務就是對家庭和治療情境都采取一個觀察者的位置。

米蘭組合決定處理這一秘密的“效果”，而不觸及其內(nèi)容。換句話說，他們假定訪談中的某個時候，此家庭會提供一個圍繞著“不說話(no talking）”，或者一個“秘密”，或者一些類似的隱喻的切入點。他們將接受這個機會，并且通過使用循環(huán)問題將它轉(zhuǎn)化為過程。他們不會在任何時候請求提供或者揭示這個秘密的內(nèi)容。取而代之的是，這個秘密會被作為整個家庭的一個界線標記（boundary marker）進行討論。由于循環(huán)問題牽涉到整個系統(tǒng)，對秘密作為一個界線標記的討論將納入每個人。這一方式打破了讓咨詢顧問們停留于與S醫(yī)生同一層面的束縛，并讓他們能夠獲取進行治療性活動的自由。

訪談開始部分的組織圍繞著溝通這個理念——這是該家庭呈現(xiàn)的第一個切入點。循環(huán)問題立即速寫出了家庭中當下的結(jié)盟，并且治療師和這個家庭一起開始了發(fā)展出一幅問題的新“地圖”的工作。因為關于秘密的禁令，他們在會談前（presession）階段便已預期該家庭將會呈現(xiàn)不說話這一前提（premise）。果然，該家庭馬上“談論起會談”（talked about talking），并且作為對問題的回應，引述了誰對誰更容易說話，還有誰對誰說話更有困難。

然而，前期訪談時，這個家庭便正確地感知到他們正在談論不說話的問題，他們便開始阻止提問。咨詢顧問們對他們的沉默進行了回應，并且提示：也許家庭中的某些成員比其他人更愿意與咨詢顧問們合作。他們呈現(xiàn)了一種可能性，即父母看上去是最合作的，這一點可以理解，而孩子們可能不明白他們?yōu)槭裁匆谀抢?，因此合作性可能更低。這一“提示”的結(jié)果是咨詢顧問們能夠在女兒們之間作出區(qū)分。母親主動提起黛安娜和她父親的關系與六個月之前相比發(fā)生了改變。這是一個關鍵的反應，它容許咨詢顧問擴大其地圖，將過去包含進來，并對“問題”發(fā)生前后家庭的結(jié)盟進行對比。這個家庭給予了他一個機會，來創(chuàng)造一座聯(lián)結(jié)今日行為與過去行為、對該行為現(xiàn)在的解釋與對過去行為的解釋的橋梁。循環(huán)問題不僅為家庭引入了新的聯(lián)結(jié)，并且也被呈現(xiàn)為疑問、可能性，以便使該家庭處于一個作出選擇的位置，他們會說：事實上，“這個是最適合我們的解釋”。

在通向這個家庭過去的切入點之后，博斯科洛繼續(xù)問誰和誰更親近。父親回答說過去莉薩和母親更親近。一個新的主題出現(xiàn)了，即兩個家庭的主題。莉薩和母親屬于第一個家庭。黛安娜、多麗、父親，還有母親屬于第二個家庭。咨詢顧問們馬上開始對這兩個家庭如何與問題相聯(lián)系提出假設。然后，他們將兩個假設連接起來——關于不說話的假設與關于兩個家庭的假設。事實上，可以去問這個家庭是否“不去說起”存在兩個家庭的事實。

在訪談中的這一早期時刻，這個家庭接近于揭示另一個可能更加重要的“秘密”。至關重要的想法出現(xiàn)了。這位母親覺得其第一段婚姻是失敗的，而現(xiàn)在她愿意忍受許多困難來讓現(xiàn)在這個婚姻成功。這個想法在訪談晚些時候被戲劇性地陳述出來，當時母親評論：“我并不認為它（那段婚姻）不成功我就是一個失敗者?！?/p>

咨詢顧問們對此情景的回應是他們的方法論中所獨有的。他們感覺到一個圍繞家庭之中的“存在（being）”的兩難困境，于是轉(zhuǎn)向了“存在式的”提問。博斯科洛問那位母親：“你認為如果沒有生莉薩的話情況會不會更好？”這個問題明確地表達出這一兩難困境，因為莉薩對此一直都有感知。有一個提示是她的自殺企圖可能與這一未說出口的感知有著緊密的關聯(lián)。這一提問得到了一個獨特的非言語行為的支持：當博斯科洛和莉薩說話的時候，母親的嘴唇會與莉薩的回答同步進行。這一刻便已清楚，告訴或者不告訴，被生出來或者沒被生出來，是母親和莉薩混亂關系的一部分。這是對莉薩和母親之間的情感紐帶的一種描述，這一情感紐帶是矛盾的，在同一時間既被確認，又被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