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2025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了三位學者：喬爾·莫基爾、菲利普·阿吉翁與彼得·豪伊特，以表彰他們對于"創(chuàng)新驅動型經濟增長"的深刻闡釋。然而，若我們溯流而上，會發(fā)現(xiàn)一個驚人的秘密，早已封裝在一封寫于200多年前、由蒸汽機改良者詹姆斯·瓦特寄往家中的信箋里。

瓦特的信：兩個關鍵信息

瓦特在信中寫道，他獲得了國會授予的蒸汽機專利權，并期盼此專利能在未來二十五年帶來巨大利益。這輕描淡寫的兩行字，卻透露出顛覆世界格局的兩重信息：

第一，他深信知識能轉化為市場回報；

第二，他更篤信，這份由創(chuàng)新帶來的財富，將受到法律的庇護，而非成為權貴覬覦的獵物。

這種信念，在當時的歐洲，正由一種被稱為"培根計劃"的文化變革所滋養(yǎng)——即社會精英開始普遍相信，通過理解自然規(guī)律來改造世界、增進人類福祉是可能且光榮的。這便是莫基爾所強調的"增長的文化"，一種對"有用知識"的崇尚和"思想共和國"的開放交流。

歷史的假設：如果瓦特在大清

然而，歷史的戲劇性在于，與瓦特同時代的東方，乾隆皇帝正沉醉于"十全武功"的榮光。假設瓦特生于彼時的中國，他的命運軌跡或許將截然不同。

首先，在一個擁有近乎無限人力資源的帝國里，節(jié)省人力的技術革新并非迫切需求，甚至可能因打破原有的社會平衡而被視為統(tǒng)治的潛在威脅。其次，即便皇權一時興起授予了某種"專營權"，這種恩賜也缺乏制度的穩(wěn)定性。王公貴族的貪欲、地方官吏的盤剝，隨時可能讓瓦特的心血付諸東流。

沒有"王在法下"的傳統(tǒng)，沒有"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的理念基石，創(chuàng)新者的預期充滿了不確定性，大規(guī)模的、持續(xù)性的創(chuàng)新也就無從談起。

諾獎的啟示：制度決定命運

這正是2025年諾獎得主們所揭示的制度與經濟關系的核心：國家的繁榮取決于其政治與經濟制度是"包容性"的，還是"汲取性"的。

包容性制度保護產權、鼓勵競爭、歡迎"創(chuàng)造性破壞"——即阿吉翁與豪伊特模型中所描述的，新創(chuàng)新不斷淘汰舊技術的動態(tài)過程，它是經濟增長的持續(xù)動力。而汲取性制度則旨在維護少數(shù)精英的利益，通過壟斷和壓制來汲取社會資源，它們恐懼"創(chuàng)造性破壞"所帶來的權力結構挑戰(zhàn)，因而會本能地抑制創(chuàng)新的涌現(xiàn)。

大清帝國，便是汲取性制度的典型。而瓦特所在的英國，自《權利法案》后，正逐步走向包容性制度。這并非簡單的"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反而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是生產關系的制度框架，決定了生產力發(fā)展的空間與上限。

更深層的追問

如果我們追問得更深一步：制度本身又從何而來？是文化、地理的宿命，還是歷史的偶然？2024年諾獎得主阿西莫格魯?shù)热说难芯恐赋觯贫鹊男纬沙в?制度漂移"的偶然性，例如面對黑死病或大西洋貿易機遇時，不同地區(qū)精英的不同選擇，將社會引向了截然不同的路徑。而莫基爾則更強調文化土壤的緩慢培育，即一個社會對待知識、開放與批判的態(tài)度。

真相或許正在這些層疊的論述之中。它提醒我們，經濟的騰飛并非僅靠資本與勞力的堆砌，更依賴于那片能讓創(chuàng)新的種子安心發(fā)芽、并能經受住"創(chuàng)造性破壞"風雨的制度與文化土壤。瓦特的財務自由，不僅僅是個人的成功，它是一個系統(tǒng)良性運轉的結果。這個系統(tǒng)獎勵創(chuàng)新，保護產權，并敢于讓舊事物在歷史的洪流中謝幕。

探尋國家富強的根源，是經濟學永恒的母題。那些獲獎的著作與理論，或許因其結論的尖銳而在某些地方被謹慎對待，但直面真相，永遠是理解世界、塑造未來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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