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在其自傳性評論文集《一只特立獨行的豬》 中曾這樣對比中西方文化， 他概括說 “ 中 國文化是恥文化， 而西方文化是罪文化 ” ， 中國文化注重血緣宗族， 慣以倫理道德來約束人 的行為和思想， 在這種文化環(huán)境下生長的中國人， 從小便耳濡目染， 被動接受這種 “ 非禮勿 視， 非禮勿聽， 非禮勿言 ” 的恥感文化約束。 而現(xiàn)代啟蒙者企圖照搬現(xiàn)代西方法制理論，摒棄這種傳統(tǒng)的宗族道德倫理約束下的人情社會 管理模式， 正是因為這種生搬硬套造成了現(xiàn)代國民責任感、集體精神普遍缺失，造成倫理道 德感垮塌淪喪。對此， 中國社會管理者也不禁迷惘這種怪異現(xiàn)象的出現(xiàn)， 而《白鹿原》這部 小說文學的出現(xiàn)正是體現(xiàn)了當代 “ 士人 ” 階層對這種 “ 不倫不類 ” 社會現(xiàn)象的關懷和思考。

首先， 作者建立了一個相對封閉的落后宗族氏社會，這里嚴格地遵守著古老的族長制度， 白 嘉軒即族長制度的代表人，族長通過宗族代表制制定宗族內部的倫理規(guī)范條例，并進行集體 性互相監(jiān)督、懲戒等， 以保證宗族內部的相對公平、和諧。不難看出，通過這種宗族集體式 的監(jiān)督和規(guī)范，鄰里相對安寧，但其弊端也顯而易見，這種對人的個人隱私性的暴露、對 “ 犯 規(guī) ” 者進行集體審判， 以肉體上的暴力和尊嚴踐踏來捍衛(wèi)族規(guī)， 很容易忽略個人價值， 出現(xiàn) 集體暴力，在白嘉軒發(fā)現(xiàn)黑娃和有夫之婦田小娥進行自由戀愛并且私奔后，便痛打黑娃，逐 出宗族， 不允許進入族譜， 在小說中， 作者如實描寫這種現(xiàn)象， 但是以同情的筆法描寫黑、 田戀情， 來思考這種宗族集體管理模式的利弊， 無疑是對現(xiàn)當代社會管理制度的一種思考。

其次， 作者以傳統(tǒng)民間世代相傳的神秘故事，構造了白鹿原上白氏和鹿氏兩個氏族，通過兩 個氏族代表人 “ 貌合神離 ” 相互之間 “ 爾虞我詐 ” 的斗爭來打破自魯迅、 沈存文、 汪曾祺等現(xiàn)代 文學家建立起的屬于純美的 “ 鄉(xiāng)土人情 ” 一元化理想， 白鹿原上有罌粟毒， 有偷情， 有亂倫、 有賭博， 有斗爭， 有丑陋， 也有美好， 這種 “ 殘缺的美 ” 、 有 “ 瑕疵的美 ” 恰恰表現(xiàn)了最真實的 人與人性， 揭穿了那種 “ 純美 ” 的虛偽表面， 直抵人性的本質， 真正體現(xiàn)了對 “ 人 ” 的存在本質 的關懷和反思。

其三， 對女性思想和地位的關注， 《 白鹿原》中塑造的女性形象多樣且豐厚圓滿， 而且究其 特點，很容易看來，這些女性即使是在封建落后的農村社會也具有很強的自由意志和個體覺 悟。 仙草作為被賣給白嘉軒的第六任妻子，是典型的古典女性形象集成者，端莊賢惠、持家 有方， 每次在族長一籌莫展、無計可施的時候總能沉著冷靜，安慰族長的同時幫助族長應對 突發(fā)事件， 剛毅果敢， 深明大義， 與之相對應具有同樣氣質的是朱先生的妻子白氏。第二個 是田小娥的塑造， 田小娥的塑造是整個《白鹿原》中最重要的女性描寫手筆， 田小娥在芳華 妙齡被迫給比自己大四五十歲的地主老頭做妾，但等遇到同樣血氣方剛的黑娃時，便激發(fā)出了強烈的情感依托和愛欲依賴，寧可拋棄錦衣玉食也要和一窮二白的短工黑娃吃糠咽菜忍受 世人唾棄， 這種不在意名分和地位， 一無所顧一心傾向愛欲， 即使破洞瓦窯也安貧樂道，在 她身上表現(xiàn)出最強烈的、 也是人類身上表現(xiàn)出的 “ 生理欲望 ” 。 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固守的 “ 談 性色變 ” 虛偽性， 而作者將 “ 性 ” 的重心寄托在田小娥身上， 通過黑娃、 鹿子霖、 白孝文等等 一系列與田小娥之間性愛的刻畫描寫，將 “ 食色性也 ” 這種中國民族文化里最忌諱的性進行酣 暢淋漓的描寫， 最大膽化、最公開化的書寫，將中國人傳統(tǒng)的潛在的性語言壓抑解放，這層 道貌岸然的性語言 “ 遮羞布 ” 被撕裂， 這種民族虛偽性被揭穿， 直抵人的最原始的欲望。

第三 個女性形象是白靈，從小接受傳統(tǒng)文化，但是也自發(fā)性的涉及學習新學、追求女性自由的權 利， 是追求新知、追隨理想， 具有自由的人生觀和價值觀的現(xiàn)代女性觀念，具有知識分子的 擔當性， 是新一代女性形象的代表。通過對這三類女性形象的塑造，不難看出，作者從某種 意義上在探尋一種女性解放史和理想女性價值觀的構造，表現(xiàn)出對女性主義地位、女性現(xiàn)代 性身份確立的關懷性。

最后，是在對知識分子地位的思考中逐漸確立的知識分子歷史責任觀，最具特色的形象塑造 就是以朱先生為代表的 “ 士人 ” 階層。 朱先生作為白鹿原最具知識權威的代表，也是白鹿原上 最為認可的 “ 士大夫 ” 情懷寄寓者， 只身闖兵營調節(jié)戰(zhàn)爭、拖犁平毒素、制定族規(guī)條例、調節(jié) 鄰里關系、制定縣志等， 多方面體現(xiàn)了作為 “ 士人 ” 臨危不懼的膽氣、沉著冷靜的睿智、大公 無私的正義性和對歷史延續(xù)性的責任感，樹立知識分子的這種時代擔當精神，無不暗示和啟 迪著現(xiàn)代知識分子對自身身份、價值的反思和確立，樹立標桿，反思作為知識者的責任意識。

我國著名的文藝理論家錢谷融先生曾論 “ 文學是人學 ” ， 提出文學即是對人性的可能性的探索， 對人性邊緣性的實驗， 使人文學能夠使人正視并直面人性， 并且認識自身， 自覺追溯 “ 真 ”“ 善 ”“ 美 ” 的指引， 實現(xiàn)人的自我發(fā)現(xiàn)和認識， 以及清醒地生存。 一本《白鹿原》看遍世間悲歡離合， 識遍人間愁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