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萬歷十五年》中的申時行。申時行和其他絕大多數(shù)的大學士一樣,出身于政府中執(zhí)掌教育和文墨的部門。1562年,他在殿試中名列第一,即得中狀元。此后他在翰林院任職達十五年,官至侍讀，并升轉(zhuǎn)兵部及禮部侍郎，隨即被命為大學士，由張居正的推薦而入文淵閣

1582年張居正逝世之后,繼任者為張四維。但是不出一年,第二位張閣老的父親也不幸去世。當時自然不能再來一次“奪情”,張四維只能離職丁憂。在此離職期間,申時行代理首輔。但是張四維本人在居喪將要滿期的時候又突然患病,而且一病不起。以前較申時行資深望重的大學士馬自強和呂調(diào)陽也已病死,這樣,命運就把資格最淺的大學士申時行推到了最前面。

1583年的夏天，申時行任內(nèi)閣首輔。

在政治上，申時行是中庸派。他希望上下一條心，而且他又是一個信奉道德治國的人。在他認為，國家的行政不可能有一個完善的制度。法度再嚴峻，也不可能處理好這么大一個國家的方方面面。但是道德就不一樣了，有了道德，人們的心中就有了尺度，有了尺度就能夠解決國家存在的各種問題。在如今，我們都知道這樣做對社會發(fā)展埋下了多大的隱患，但當時這就是一個國家高度中央集權的管理方式。

在文中黃仁宇先生將申時行塑造成一個和事佬的形象，成了文官集團和皇帝之間的金牌調(diào)解員。因為他看透了國家為解決問題而設立文官,但國家的最大問題也是文官。有了張居正強硬的大刀闊斧改革，死后又遭清算的前車之鑒，他明白一項政策能否付諸實施,實施后或成或敗,全看它與所有文官的共同習慣是否相安無擾，否則理論上的完美,仍不過是空中樓閣。

他認為張居正犯了一個錯誤,則是他忽視了文官集團的雙重性格。他把人們口頭上公認的理想稱為“陽”,而把人們不能告人的私欲稱為“陰”。調(diào)和陰陽是一件復雜的工作,所以他公開表示,他所期望的不外是“不肖者猶知忌憚,而賢者有所依歸”。他知道要消除文官中不愿公開的私欲是不可能的。因為整個社會都認為做官是一種發(fā)財?shù)臋C會。大多數(shù)人覺得在似合法又似非法之間取得一部分額外收入,補助官俸的不足,以保持他們士大夫階級的生活水準,與情操無損。另有相當數(shù)量的官員,則聲名狼藉,其搜刮自肥的劣跡令人憤慨。再有一部分極端人物,則屬清高自負,一介不茍取于人,這絕對的道德觀念,可以由古怪的南京都御史海瑞作為代表。這三者的差別,也造成了文官之間的不和諧。

在文官集團中除了由于這種觀念不同導致的不和諧，還有文官集團內(nèi)部千絲萬縷的關系。張居正如此令人痛恨的原因就在于他把所有的文官擺在他個人的嚴格監(jiān)視之下,并且憑個人的標準加以升遷或貶黜,因此嚴重地威脅了他們的安全感。這些官員之間關系復雜,各有他們的后臺老板以及提拔的后進。他們又無一不有千絲萬縷的家族與社會關系,因之得罪了一個人,就得罪了一批人；得罪了一批人,也就得罪了全國。這正如他同年王世貞所說,張居正一套偏激的辦法,是和全國的讀書人作對。

申時行沒有忽略文官的雙重性格：即雖稱公仆,實系主人；有陽則有陰。他必須恰如其分地處理此中矛盾。時勢要求申時行充當和事佬,他就擔任這樣的角色,至于別人的評論如“首尾兩端”之類,就只能付諸一笑。

1587年，又值京察之年。京察每六年舉行一次,全部京官都將被考核。各地巡撫由于帶有都察院御史的頭銜,所以也同于京官在考核之列。與他前任1581年的原則相反,申時行力主人事上的穩(wěn)定。隨即消息傳來,政府讓大小官員各安其位,于是眾心欣慰。這種恕道穩(wěn)定了文官集團的情緒,也穩(wěn)定了首輔自己的地位,他被眾口交譽為老成持重,有古君子之風。他和萬歷之間的關系也越來越好,概言之,即已經(jīng)由協(xié)調(diào)進而為親密。很多事情,如果不是申時行采用恰當?shù)姆绞秸{(diào)停,很可能造成皇帝與百官間的沖突。因為這些地方文官們有他們堅定強硬的看法,要是他們一定要以道德的名義在御前諍諫,言語沖突之余,萬歷一動反感,很可能導致一意孤行。

盡管如此，但在后來的立太子事件中，他在皇帝和文官集團的拉鋸戰(zhàn)中仍然被遭到了首鼠兩端的彈劾。疲憊不堪的申時行上書十一次請辭，帶著滿滿的無奈卸任回了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