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執(zhí)成超越，大善鑄大心?！边@兩句要義點出了雪漠心學不同于以往心學的關(guān)鍵處。以陽明心學為參照，陽明心學作為儒家心性學說發(fā)展的集大成，加之擇取了佛道兩家的精要思想，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時，陽明心學因注重事功，而不重破執(zhí)超越，這樣，在解決罪惡問題上便難免力有不逮。許多信奉陽明心學者，都容易因善惡標準的參照體系問題，產(chǎn)生一些弊端，最明顯的例子，就是那些信奉陽明心學的大家，可能在建功立業(yè)的目的下注重殺戮，崇尚暴力，如曾國藩，如日本軍方的陽明心學信仰者。

王陽明在晚年時提出了“四句教”，對其思想體系進行了高度概括，四句教也被認為是陽明心學的精髓要義。謂：“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簡單說來，在心之本體層面，善惡二元對立的區(qū)別是不存在的；在意識（心念）層面，有善念和惡念的區(qū)分；在良知層面，即道德層面，要能夠判斷善惡；在行為（格物）層面，有行善與作惡的區(qū)別，因此要為善去惡。那么一個人要修習陽明心學，就要從行為、心念、良知到心之本體不同的層面，去修行并達到相應要求。嚴格地說，陽明心學的體系是完整而嚴謹?shù)?，把儒學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因王陽明是天縱奇才，且能著力用功，是上根利器之人，很難復制，陽明心學在方法論上沒有留下像禪宗那樣嚴格的次第和實踐印證，要是其后學（注：【陽明后學流弊】清代學者全祖望批評說：“自明中葉以后，講學之風，已為極弊，高談性命，直入禪障，束書不觀?！标柮骱髮W的狂慧流弊表現(xiàn)為：一者不重踏實修持；二者不重經(jīng)典學習）沒有像王陽明那樣的用功和體悟，只是從字面意義上理解，就容易流于狂慧，很難達到破執(zhí)超越。“無善無惡心之體”從表面上看與佛家文化的超越二元對立非常相似，但從究竟意義上看，陽明心學是不是真的讓心之本體層面的無分別智慧生起妙用，能在行為層面將其打成一片，缺乏像禪宗那樣的諸多實例。并且陽明后學對于“四句教”的理解有很多爭議分歧，主要針對無善無惡，以及良知良能不學而有、天然知善知惡等問題。例如，陽明后學中有勇于任事者卻陷于功利主義，或者不擇手段；又有認為良知本具，知善知惡，不重踏實修持者，陷于狂慧。實際上，在沒有經(jīng)過踏實修行發(fā)掘純?nèi)涣贾埃活w蒙塵的凡俗之心是很難知善知惡的，這需要嚴格的修證，靠機械思維或是自以為是，是發(fā)現(xiàn)不了良知的。此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善惡標準的參照體系。陽明心學的心之本體側(cè)重于道德層面，似乎更應該注重善，但有個現(xiàn)象令人費解：秉持陽明心學的人所認為的善，往往只是對其自身及其團體有利的善，對于另一群人很可能就變成了惡。如陽明心學在近代日本大行其道，為日本明治維新及近代擴張注入了強大的精神動力，在日本人的心目中，侵略擴張和屠殺是符合他們的善惡標準的，但對于侵略對象而言，卻是極大的罪惡。究其根本，在于陽明心學善惡標準的參照體系沒有脫離儒家的倫理綱常，為了忠君或某一部分人的利益而傷害另一部分人，被認為是合乎情理的善。這種善只是局部的小善，而且很容易翻轉(zhuǎn)為對他人的惡。

（待續(xù)）

附：作者介紹

雪漠，原名陳開紅，甘肅涼州人。國家一級作家，甘肅省作家協(xié)會副主席，文化學者，廣東外語外貿(mào)大學文學翻譯與跨文化研究中心首席專家，復旦大學腫瘤研究所“人文導師”。曾獲“甘肅省優(yōu)秀專家”“甘肅省領(lǐng)軍人才”“甘肅省德藝雙馨文藝家”“甘肅省拔尖創(chuàng)新人才”“2015年中國品牌文化十大人物”等稱號。著有長篇小說：《野狐嶺》《深夜的蠶豆聲》《涼州詞》“大漠三部曲”（《大漠祭》《獵原》《白虎關(guān)》）、“靈魂三部曲”（《西夏咒》《西夏的蒼狼》《無死的金剛心》）；詩集：《拜月的狐兒》；文化著作：《一個人的西部》《大師的秘密》（8卷）、《佛陀的智慧》（3卷）、“光明大手印”系列（10本）、“雪漠心學大系”《文化傳播學實踐教程》《雪漠心學概論》《雪漠智慧課程》等；文化游記：《匈奴的子孫》《堂吉訶德在北美》《山神的箭堆》《帶你去遠方》。作品入選《中國文學年鑒》和《中國新文學大系》；榮獲“第三屆馮牧文學獎”“第六屆上海長中篇小說優(yōu)秀作品大獎”、2004年度“中國作家大紅鷹文學獎”“第二屆中國作家鄂爾多斯文學獎”等獎項，連續(xù)六次獲甘肅省委省政府頒發(fā)的“敦煌文藝獎”，連續(xù)三次獲甘肅省文聯(lián)和甘肅省作協(xié)頒發(fā)的“黃河文學獎”；入圍“第五屆國家圖書獎”，三次入圍“茅盾文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