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大概都做過白日夢。我從十一、二歲開始就經常失眠，從關燈上床到真正睡著，常常要經過一、兩個小時的翻鍋烙餅，這段時間只能靠想象力來填充。從小到大給自己編了無數個丑小鴨變天鵝或者癩蛤蟆吃上天鵝肉或者丑俠女一身正氣走天涯的故事（當然我也曾編過公主與王子之類的故事，但畢竟每天都照鏡子，以致良心太疼實在無法長期自欺），這種白日夢有時編得太激情跌宕，反而加重了我的失眠癥。移民前后，開始拼命學英語，我曾試著用英語來做白日夢，結果發(fā)現(xiàn)總是做不下去，剛開篇沒多久，就詞窮語盡難以為繼。好處是，我的失眠癥倒是有所好轉了。
所以，即使是諸如白日夢這樣不必發(fā)出聲音的腦部運動，語言（包括手語）仍然是必要的工具。思考，從某種意義上講，是自己與自己的對話和溝通，沒有語言做為基礎，思考只能達到很淺的圖象表述層，很難再深入開展下去，也就很難觸及細膩的情感和慎密的邏輯，更無法形成思想體系。
不同的語言對思維方式的影響也是公認的事實，為什么大牛們都要努力去讀原版書？因為再完美的譯文也很難真實再現(xiàn)作者的思想。
可以說，控制了語言，就控制了思想。
《1984》中，“新話”改革是一個重要的情節(jié)，在研究司工作的賽麥是位新語專家，負責新版字典的編制，他解釋“新語”的一個主要目標是“消滅詞匯”：
說真的，如果一個詞不過是另一個詞的反面，那有什么理由存在呢？以‘好’為例。如果你有一個‘好’宇，為什么還需要‘壞’字？‘不好’就行了——而且還更好，因為這正好是‘好’的反面，而另外一字卻不是。再比如，如果你要一個比‘好’更強一些的詞兒，為什么要一連串象‘精采’、‘出色’等等含混不清、毫無用處的詞兒呢？ ‘加好’就包含這一切意義了，如果還要強一些，就用‘雙加好’‘倍加好’。
It isn’t only the synonyms; there are also the antonyms. After all, what justification is there for a word which is simply the opposite of some other word? A word contains its opposite in itself. Take ‘good’, for instance. If you have a word like ‘good’, what need is there for a word like ‘bad’? ‘Ungood’ will do just as well—better, because it’s an exact opposite, which the other is not. Or again, if you want a stronger version of ‘good’, what sense is there in having a whole string of vague useless words like ‘excellent’ and ‘splendid’ and all the rest of them? ‘Plusgood’ covers the meaning, or ‘doubleplusgood’ if you want something stronger still.
小學語文作業(yè)里都有同義詞、反義詞練習，我上學那會兒，就特別不耐煩這個作業(yè)，那時的我如果知道賽麥，一定會成為他的死忠粉。當然那么小的我不能理解，如果語言里真的只剩下了“好”“不好”“加好”“倍加好”四種表達，的確做作業(yè)是省事兒了，不必去費神去學習和掌握更信達雅的表達，輸入與輸出都相當便捷，我們的大腦大概也會“愉快地”僵化掉，賽麥一語道破消滅詞匯的“妙處”
你難道不明白，新話的全部目的是要縮小思想的范圍？
‘Don’t you see that the whole aim of Newspeak is to narrow the range of thought?
如果一種語言的詞匯過于貧乏，使用這種語言的人也就很難擁有廣博、深入的思想。我無法用英語做白日夢并不是因為英語這種語言詞匯貧乏，而是因為我的英語詞匯貧乏。但如果真的把英語的詞匯消滅到只剩good, ungood, plusgood, doubleplusgood的水平，我是開心了，但，所有英文歷史、文學、思想都將消亡。
溫斯頓，你有沒有想到過，最遲到2050年，沒有一個活著的人能聽懂我們現(xiàn)在的這樣談話？”
Winston, that by the year 2050, at the very latest, not a single human being will be alive who could understand such a conversation as we are having now?
豐富的詞匯既是培養(yǎng)深邃的思想的基礎，也是滋養(yǎng)豐盈的心靈的必要條件。
記得初來加拿大時，娃子的學校有一個家長活動，請了一位專家來講怎么處理家長與孩子的焦慮和矛盾。其中有一個建議是：家長應該掌握足夠多的關于情緒、情感的詞匯（專家在屏幕上給出幾十個例詞），并教會孩子，使孩子能更準確在表達自己的感受，因為準確地表達感受可以很大程度上緩解焦慮情緒。與“我不開心”這種模糊的表達相比，“我有點兒郁悶”、“我很傷心”、“我生氣了”、“我很憤怒”、“我感覺挫敗”、“我感覺受到了冷落”……這些更具體、更準確的語言可以讓說話的人情緒得到更好的釋放，聽話的人也更容易回應。能夠用語言準確表達自己的情緒的人，自我情緒的控制能力和對他人的共情能力也更強。
另外，象“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西風殘照，漢家陵闕”這樣優(yōu)美的文辭，如果變成“我KAO，太陽好像咸蛋黃兒啊！”“我去，好大一塊墳地！”，想想都讓人悲傷。
“新話”的另一個目標是限制詞匯的含義，甚至轉變詞匯的含義。
新話中仍保留“free”（“自由”）一詞，但它只能用在下列這樣的話中，如“This dog is free from lice”（“此 狗身上無虱”）或“This field is free from weeds”（“此田無雜草”）。它不能用在 “politically free”（“政治自由”）或“intellectually free”（“學術自由”）的原來意義上，因為，政治自由和學術自由即使作為概念也不再存在，因此必然是無以名之的。
當菊花不再是原來的菊花，“采菊東籬下”就失去的對人與自然和諧共處，對精神自由的向往的本意；如果這種網絡詞匯只是個案，倒是可以當成飯后的茶點笑談，但這種語言變化如果成了一種潮流，那么很難說在未來的幾十年后會產生什么樣的效果。
《1984》在附錄的“新話的原則”中對此做了很具體的預測：
《獨立宣言》中著名的一段話："我們認為這些真理不言自明，人人生來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一定的不可讓與的權利，這些權利有生活的權利，自由的權利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取得這些權利，人類創(chuàng)建了政府，政府則從被治理者的同意中得到權利。任何政府形式一旦有背這些目的，人民就有權改變它或廢除它，組織新的政府……"
?。ㄓ捎诖蟛糠衷~匯或者被消滅，或者被限制語義，或者被轉義）要保持原義而把這一段話譯成新話是不可能的。最多只能做到把這整段的話用一詞來概括：“crimethink”（思想犯罪）。完全的譯法只能是意識形態(tài)的譯法，把杰弗遜的話譯成一段關于絕對政府的頌詞。
語言是思想的載體。語言的變革必將帶來思想的變革。最明顯的例子是民國時期的白話文運動，正是意識到了文言文對思想的桎梏和對思想傳播的阻礙才有了白話文運動，其結果是新思想的蓬勃發(fā)展，是整個中國社會的滄桑巨變。
另一個例子是沒有成功的“漢字拉丁化”運動。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時期曾有過很多方案，并做了很多嘗試，蔡元培、魯迅等文化名流都是該運動的支持者，直到建國初期，毛澤東還仍然堅持“文字必須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的主張。建國后漢字拼音方案其實是拉丁化的前奏，漢字簡化方案是拉丁化的準備，但最終到了五十年代末期，由于種種現(xiàn)實考慮，漢字拉丁化不再被提及。直到八十年代末期，由于個人電腦的普及，漢字輸入一時成了中國計算機發(fā)展的瓶頸，于是漢字拉丁化又舊話重提，所幸英勇的中華計算機老前輩迅速地解決了漢字輸入問題，漢字拉丁化再次沉寂。不得不說，如果漢字真的拉丁化，我們不僅將失去中華歷史、文學和思想，整個漢民族也將四分五裂，唐德剛談及漢字的拉丁化時，認為
我們有了方塊字教育愈普及，則民族愈團結；民族愈團結，則政治統(tǒng)一便愈容易推動。政治、文字、教育有其一致性，它也就限制了方言的過分發(fā)展。如今世界，四個人之中，便有一個是‘炎黃子孫’，豈偶然哉？文藝復興以后的歐洲便適得其反。他們教育愈發(fā)達，則方言愈流行；方言愈流行，則政治愈分裂。這就是今日白鬼種族繁多之所以然也。這也就是兩種不同文字‘偶然’的發(fā)展，在人類社會發(fā)展史上所發(fā)生不同的‘必然’后果！
雖然我對民族大一統(tǒng)并不熱衷，但如果真的后世再也不能欣賞“天高地迥覺宇宙之無窮，興盡悲來識盈虛之有數”，再也不能欣賞第一行書《蘭亭序》，那實在是太可悲了。
反烏托邦三部曲讀后系列：
我們-1984-美麗新世界：反烏托邦三部曲
《1984》讀后之一：語言與思想
《1984》讀后之二：極權與洗腦
《美麗新世界》讀后之一：無憂無慮的欲望世界
《美麗新世界》讀后之二：平等、藝術與科學
《我們》讀后之一：解放全世界受苦人
《我們》讀后之二：無差異的整齊劃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