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縉（1369年－1415年3月4日）字大紳，號春雨，明代江西吉水州（今江西吉安吉水縣）人，明朝初年著名的大才子，也是明朝歷史上第一位內(nèi)閣首輔。解縉出自書香門第之家，自幼聰慧好學(xué)，于洪武二十年（1387年）中式丁卯科江西鄉(xiāng)試第一名舉人（解元）；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二月，禮部會試第七；三月，殿試三甲第十名，賜同進(jìn)士，授中書庶吉士。解縉步入官場后備受朱元璋的賞識，歷任監(jiān)察御史、翰林待詔等職。明成祖永樂元年，入直文淵閣，參與機(jī)務(wù)；永樂二年，晉升為翰林學(xué)士兼右春坊大學(xué)士，是為內(nèi)閣首輔。
解縉歷仕洪武、建文、永樂三朝，與楊慎、徐渭一同被后人稱為明朝的“三大才子”，還曾主編過《永樂大典》、《列女傳》。然而其官雖至內(nèi)閣首輔，卻始終未能施展政治抱負(fù)，最后因牽涉儲位之爭而在47歲時死于冰冷刺骨的皇權(quán)之下。或許解縉更適合做一名才華橫溢的才子，而不是天真直率的政治家。
以三篇奏章名滿天下
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解縉聯(lián)捷戊辰科三甲第十名進(jìn)士，因與其兄解綸、妹婿黃金華同登進(jìn)士第而名揚天下；當(dāng)時官場上普遍認(rèn)為此子才華橫溢，日后前途必不可限量。朱元璋也非常器重他，甚至在百忙之中親自接見與他，大受感動的解縉在被接見的次日便上奏《大庖西封事》，對朝廷的司法、監(jiān)察、吏治等提出諸多意見，尤其指出朱元璋刑罰太重、殺人太多，主張應(yīng)當(dāng)簡明律法、賞褒善政。史載：
“一日，帝在大庖西室，諭縉：“朕與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當(dāng)知無不言?！笨N即日上封事萬言，略曰：臣聞令數(shù)改則民疑，刑太繁則民玩。國初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嘗聞陛下震怒，鋤根剪蔓，誅其奸逆矣。未聞褒一大善，賞延于世，復(fù)及其鄉(xiāng)，終始如一者也?！?/b>”
這篇奏章被朱元璋大贊，“書奏，帝稱其才”，受到鼓舞的解縉在不久后又呈上《太平十策》一文。解縉在此篇奏章中建議朱元璋仿效上古井田、均田之法，行封建、郡田之制，強(qiáng)烈批評朱元璋政令頻繁變化、殺戮過多。然而此時正逢胡惟庸案發(fā)酵之時，朝中各級大臣牽連甚多，解縉在此時提出 《太平十策》不知是太過天真還是直率。這篇奏章呈上之后，朱元璋很快便以“縉以冗散自恣耶”的理由將其貶為江西道監(jiān)察御史，但可以看得出來朱元璋還是留了情面的，要知道在當(dāng)時凡牽連到胡惟庸案者，輕則自己身死，重則禍及家人。
盡管這次貶謫很明顯是朱元璋對解縉的警告，然而恃才傲物的他卻沒有理解到朱元璋的用意。洪武二十三年 （1390），朱元璋以胡惟庸案株連李善長滿門，解縉竟然為李善長辯護(hù)。他向朱元璋呈上奏章《代王國用論韓國公事狀》，公然為李善長鳴冤叫屈，并在奏章中勸誡朱元璋：“臣恐天下聞 之，謂功如善長且如此，四方因之解體也，今善長已死，言之無益，所愿陛下作戒將來耳。”朱元璋對胡惟庸恨之入骨，一手提拔了胡惟庸的李善長自然也在其清除對象之列。朱元璋于是不再容忍解縉，但也沒有把他歸到胡黨之中去，這或許是他了解解縉的書生之氣，亦或者僅僅是看在與解縉父親的交情上。洪武二十四年( 1391年) 正月，解縉的父親解開進(jìn)京面圣，朱元璋對他說：“大器晚成，若以而子歸，益令進(jìn)學(xué)，后十年來，大用未晚也。”，解縉遂罷官回鄉(xiāng)、閉門思過去了。
洪武三十一年( 1398 年) ，朱元璋駕崩，解縉聞訊后赴京奔喪，想要謀求一個官職。然而御史袁泰立即以“違詔旨，且母喪未葬，父年九十，不當(dāng)舍以行”彈劾他，解縉因此被貶到河西地區(qū)（今甘肅一帶）。原來解縉在洪武年間為官時曾寫過一篇 《論袁泰奸黠狀》導(dǎo)致袁泰被處罰，俗話說“寧得罪君子，也不得罪小人”，這袁泰可是一個標(biāo)準(zhǔn)的小人。但畢竟已經(jīng)有8年的鍛煉，此時的解縉已經(jīng)初步具備政治家的覺悟，他寫信給建文帝的寵臣禮部侍郎董倫。在董倫的不斷斡旋下，解縉在建文四年被召回京師復(fù)職，擔(dān)任翰林待詔一職直到朱棣攻入南京。
位及人臣與儲君之爭
建文四年（1402年），燕王朱棣攻入南京后大肆誅殺建文帝舊臣，“丁丑，殺齊泰、黃子澄、方孝孺，并夷其族。坐奸黨死者甚眾。”然而此時的解縉已不復(fù)當(dāng)年得幼稚，早在朱棣進(jìn)入南京之前即 “叩馬首迎附 ”，由此成為明成祖面前的大紅人。永樂元年（1403年），解縉與黃淮、楊士奇等入直文淵閣，次年晉升為翰林學(xué)士兼右春坊大學(xué)士，成為大明歷史上首位內(nèi)閣首輔。
永樂元年 （1403），奪得帝位后的朱棣為了彰顯其文治，遂命翰林院學(xué)士解縉、太子少保姚廣孝為監(jiān)修，負(fù)責(zé)編纂一部大型類書以方便查找古今書籍。該書在永樂二年（1404年）首次編成，初名《文獻(xiàn)集成》，但明成祖過目后認(rèn)為其“所纂尚多未備”，故而下令重修；永樂五年（1407年）再次編成，明成祖親自命名為《永樂大典》。
編纂《永樂大典》代表“盛世修書”的傳統(tǒng)，如宋代修《太平御覽》、《太平廣記》、《冊府元龜》，清代乾隆時修《四庫全書》等，是一個時代“文治”的象征?！队罉反蟮洹肥珍浿袊鞔暗膱D書文獻(xiàn)近八千種，是華夏歷史上規(guī)模最大的一緝書，內(nèi)容包括十三經(jīng)、史書、子書、集部、釋藏、道經(jīng)、農(nóng)藝、戲劇、工技等各類典籍，全書正文22877卷、目錄60卷，共計11095冊，約3.7億字。編纂這部書或許是解縉一生中最為重要的貢獻(xiàn)，從此名流千古。
然而解縉恃才傲物，得到朱棣的賞識之后又重現(xiàn)其坦率直言的性格，為此得罪了不少人，但這還不至于有性命之憂，最終致其于死地的還是儲位之爭。朱棣登基后一直在立太子的問題上猶豫不決，按照他的內(nèi)心想法自然是要立自己寵愛的次子朱高熙為太子，但長子朱高熾不僅是朱元璋親自冊立的燕王世子，而且朝中文臣以《皇明祖訓(xùn)》中的“長嫡承統(tǒng)，萬世正法”為由堅決擁護(hù)朱高熾為太子，所以立儲之事一直沒有決定下來。朱棣曾征求解縉的意見，作為儒士的解縉自然是堅決支持朱高熾，朱棣遂立長子為皇太子。然而這么一來，解縉可就徹底得罪漢王了，自此以后只要有機(jī)會，朱高熙就會在朱棣面前說解縉的壞話。史載：
“引拔士類，有一善稱之不容口。然好臧否，無顧忌，廷臣多害其寵......先是，儲位未定，淇國公邱福言漢王有功，宜立。帝密問縉?？N稱：“皇長子仁孝，天下歸心?！钡鄄粦?yīng)?？N又頓首曰：“好圣孫?！敝^宣宗也。帝頷之。太子遂定。高煦由是深恨縉。”
永樂四年 (1406年) ，解縉上疏勸阻進(jìn)攻安南未果，逐漸失去朱棣的信任。永樂五年( 1407年) ，漢王朱高熙誣陷其“泄露宮禁秘密 、坐廷試讀卷不公”，解縉先被貶為廣西承宣布政使司參議，后又被貶至安南督運糧餉。永樂八年( 1410年) ，解縉回京奏事，此時恰逢朱棣出征蒙古未還，于是在拜見太子之后便返回安南。作為一名臣子此時應(yīng)當(dāng)避嫌，但解縉絲毫沒有這個意識，朱高熙在朱棣返回南京之后誣陷其：“私覲太子，徑歸，無人臣禮”。明成祖大怒，解縉遂被錦衣衛(wèi)逮捕下獄，同時被牽連的還有大理寺寺丞湯宗、宗人府經(jīng)歷高得抃等一大批太子黨人。
永樂十三年（1415年）正月十三日，錦衣衛(wèi)都督僉事紀(jì)綱向朱棣呈上囚禁犯人的名單，朱棣看到解縉名字之后說了一句：“縉猶在耶？”解縉的命運就此已定，紀(jì)綱將其灌醉后埋到雪中活活凍死。
解縉的大起大落應(yīng)證了那句話：皇權(quán)之下，無人可以安身立命。
參考資料：
《明成祖實錄》，明朝；
《明經(jīng)世文編》，陳子龍，明朝；
《明史》，張廷玉等，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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